排斥还是认同:库提人、阿摩利人与古代两河流域文化

作 者:

作者简介:
刘昌玉,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世界古代史。浙江 金华 321004

原文出处:
社会科学战线

内容提要:

古代两河流域楔形文字文献中对游牧民族的贬损性描写,绝非现代意义上的种族歧视,实为两河流域城市定居生活方式(“自我”)与周边地区游牧生活方式(“他者”)的对立,并且这种对立仅是就生活方式与文化而言。据早期两河流域文献记载,库提人与阿摩利人这两类游牧民族对两河流域城市定居文化的态度与吸收程度存在差异。库提人排斥两河文化,在两河流域建立的统治“短命而亡”,而阿摩利人积极吸收与认同两河文化,在两河流域建立了长久的统治。古代两河流域书写者对游牧民族外表形象与生活方式的贬义性描述、对热衷于吸收两河流域文化的游牧民族的认同态度,反映出其以两河流域为中心的对外观察,体现出两河文化与周边文化的交流互鉴。


期刊代号:K5
分类名称:世界史
复印期号:2021 年 10 期

字号:

       中图分类号:K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21)05-0125-09

       长期以来,古代两河流域文化是农耕文化还是农耕—游牧混合文化始终是国际亚述学界一个悬而未决的课题。已有研究主要是从游牧民族的成分与民族性方面比较游牧方式与农耕定居方式,探讨农耕定居文化视野下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与文化含义。德国慕尼黑大学亚述学教授扎拉伯格(Walther Sallaberger)从定居文化与游牧文化的共存关系研究公元前三千纪的两河流域北部的历史。①美国中央密歇根大学历史学教授罗伯森(John F.Robertson)从游牧民族的属性来研究其对古代西亚文明国家覆灭的影响,进而探讨古代西亚蛮族入侵的历史影响。②中国台湾学者蒲慕州以“文明”“野蛮”对立的观点,比较研究古代两河流域、古代埃及和古代中国对待外国人的态度。③

       2002年,第48届国际亚述学大会以“古代两河流域的族群”为主题,诸学者从各自研究领域对古代两河流域多个游牧民族进行了个案研究。④2008年,美国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举办学术会议,来自不同领域的学者以跨学科的视角,对古代近东游牧民族、部落与国家建构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多方面研究。⑤此外,学者们还对古代两河流域的大多数游牧民族进行了个案研究,比如阿摩利人研究⑥、库提人研究⑦等。

       通过对古代两河流域楔形文字文献中库提人和阿摩利人描述的系统梳理,笔者发现这两类游牧民族对待两河流域文化的态度与吸收程度存在差异,库提人排斥两河文化,在两河流域建立的统治短命而亡,而阿摩利人积极吸收与认同两河文化,在两河流域建立了长久的统治。通过比较研究这两类游牧民族对待两河流域先进文化的异同,我们会发现不论是排斥还是认同,都是以两河流域为中心的对外观察,体现的是两河文化与周边文化的交流互鉴。

       一、古代两河流域的文化内涵

       古代西亚文明是一个开放、多元的文明,以两河流域文明为中心,周边地区(如安纳托利亚、伊朗高原、叙利亚地区等)受到两河流域文明的深远影响。古代两河流域文明(约公元前3200-公元前539年)主要由公元前三千纪的苏美尔文明、公元前两千纪的巴比伦文明和公元前一千纪的亚述文明组成,经历了从城邦、区域性国家向帝国发展、演变的阶段。⑧

       古代两河流域文化是农耕文化与城市定居文化的结合体,这与其所处的自然环境紧密相关。两河流域位于今伊拉克南部,其土质本身不适于农业生产。公元前四千纪晚期,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借助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发展灌溉农业。由于修建水渠等灌溉设施需要集体协作,相关的管理机构便应运而生,作为最高级管理机构的城邦亦随之产生。⑨

       在灌溉农业的生产方式与定居的生活方式基础上,两河流域的人们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城市文明。两河流域的城市基本上沿河而建,逐水而居,大多数城市分布在幼发拉底河两岸。河流水源不仅提供了城市居民的生活用水,而且发展了灌溉农业,成为两河流域定居生活方式的基础保障。宫殿与神庙是两河流域城市的核心,分别代表了城市世俗阶层与宗教阶层的利益。城市四周由城墙围起,将城市与乡村分离开。⑩同时,两河流域的人们创造出与农耕城市文化相对应的其他文明要素,如楔形文字的发明、车轮的发明、青铜器的铸造、文学作品的创作、滚筒印章的发明等。两河流域的人们虽然过定居生活,但他们并没有故步自封。由于两河流域缺乏金属、石材、木材等自然资源,人们通过礼品交换、对外贸易、战争等手段从外界获得稀缺资源,长期保持着与外界的交流与联系。(11)

       古代两河流域的文化内涵是基于城市定居的文化,而与此相对立的是其周边地区的游牧文化。早在公元前七千纪,游牧民族已经出现在两河流域。(12)游牧的生活方式包含许多不同的类型和形式:农耕游牧混合形式、季节性迁移放牧、半定居式放牧、半游牧式放牧、纯游牧业。(13)近年来,学者们通过考古与文献研究发现,游牧生活与定居生活的对立并不是绝对的,而是在很多情况下可以共存和交融。(14)换言之,在两河流域人们的观念中,即使某人一开始属于游牧民族,但后来改变其游牧生活方式,转变为城市定居生活方式,认同两河流域文化习俗,同样可以被两河流域的人们所接受和认可。

       在长期与外界接触的过程中,苏美尔人逐渐形成与发展了“自我”和“他者”的概念界定。苏美尔人“自我”与“他者”概念的构建始于早王朝时期,又称苏美尔城邦时期。在苏美尔语中,“苏美尔”被称为ki-en-gi,意为“文明、被教化之地;高贵主人之地”(阿卡德语为),另“苏美尔语”被称为eme-gi,意为“本土语言;高贵的语言”。(15)还有一个术语kalam,意为“祖国、故土”。在乌鲁克第五王朝国王乌图赫加尔的王室铭文中,kalam被用来等同于ki-en-gi的意思。(16)自早王朝时期起,苏美尔人以其农耕(灌溉农业)与城市(定居)文明为特色的生产生活方式,基于“两河中心主义”的世界观,建构起“自我”的概念。在古代两河流域,许多统治者自称为“苏美尔与阿卡德之王”(苏美尔语:lugal ki-en-gi ki-uri)。在地理上,苏美尔和阿卡德共同组成了巴比伦尼亚,以尼普尔为界,以南称苏美尔,以北称阿卡德。(17)阿卡德王朝的国王纳拉姆辛是古代两河流域历史上第一位自称为神的国王,他的称号还有“天下四方之王”(阿卡德语:lugal ki-ib-ra-tim ar-ba-im),表明阿卡德或者两河流域作为世界的中心,这一称号显示出“两河中心主义”的含义,并且被接下来的乌尔第三王朝统治者所沿用(苏美尔语:lugal an ub-da -ba)。(18)在他们的观念里,两河流域作为世界的中心,而其周边地区以及其他地区都应该具于“从属”的地位。苏美尔人的这种世界观极大地影响了其对“他者”概念的建构。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