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06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566(2021)06-0031-13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1]。当前，国际经济政治格局的复杂多变，国际市场环境的重大变化，新冠肺炎疫情加速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格局重新调整，全球经济复苏前路漫长且易受挫折，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安全面临重大风险。面对全球不确定性风险的挑战，应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来确保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从中国地区经济发展与现代产业体系的结构关系看，经过多年快速发展，我国已形成规模庞大、配套齐全的完备产业体系，是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2]。但受自然、历史条件以及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中国工业制造业较为明显地集中在东部及沿海地区，从而造成了地区经济发展“量”的不平衡。产业链供应链还存在诸多“断点”“堵点”，部分核心环节和关键技术受制于人，产业基础能力不足，国民经济循环不畅，存在结构性失衡。与此相关的另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选择进入集中度较高的中心地区企业的产业体系现代化程度是否会更高？实际上，新冠肺炎疫情只是全球不确定风险的外在因素，中心—外围的分工体制才是不确定性的最大内在因素，如果这种“锁定效应”下的分工陷阱存在，那么将会进一步带来中国经济地区间“质”的差异性，从而加剧了中国地区经济发展与现代产业体系的结构不均衡性。更进一步地，由于存在外部异质性、内部保护性，如何确定产业链与供应链集聚驱动因素的关系？跨界共融的中国产业链与供应链二者之间是否既存在双联动协调又具有潜在冲突？又该如何设计合理的协调发展的模式与机制？对以上这些问题的研究，一方面可以深入探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基本理论，另一方面可以更进一步理解中国地区经济发展与现代产业体系不平衡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并找到大国经济循环畅通的切实可行的系统性关键方法，对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具有重要的战略和现实意义。 关于产业链与供应链关系的讨论主要在关系系统、综合绩效两个方面，并且在基于博弈论和信息不对称理论的逻辑框架下展开，研究如何解决链上冲突，实现协调。在关系系统方面，很多学者从供应链角度对产业链进行研究，形成了纵向一体化和横向一体化的发展战略。Gereffi(2002)[3]提出全球商品链概念，将产业全球分布组织与价值链的概念相衔接。20世纪末很多经济学家从产业组织视角对产业链展开研究，提出产业链垂直分解就是“模块化”过程，Castells(1996)[4]、Baldwin等(1997)[5]、Gereffi等(2003)[6]、青木昌彦等(2003)[7]都指出“网络化”整合是产业链中权力分布日渐均衡的结果。根据网络理论，在整个产业链条上，任何利益相关者关系都非常重要。Lane等(1996)[8]、Sake等(1998)[9]都认为产业链供应链竞争力的实现需要相关利益方之间能够形成紧密的协作关系，这种协作关系质量源自学习和信任这两个战略要素。Dyer等(2000)[10]分析了美日韩汽车制造企业，对比发现信任源于重复多次的交易关系。Carter(2001)[11]考察了国际买卖关系的道德层面，以实证方式论证了不道德行为对关系质量和绩效的影响。马士华等(2000)[12]、董明(2010)[13]从不同角度做了大量研究，确立了供应链内各企业长期有效合作的内在机制。龚勤林(2004)[14]、陈志祥等(2001)[15]、吴金明等(2005)[16]、朱瑞博(2003)[17]、胡晓鹏(2004)[18]、李海舰等(2004)[19]、芮明杰等(2006)[20]关注产业链内在的结构与类型、构建与传导机制、运行与稳定机制、优化与整合等方面。在综合绩效方面，产业链供应链竞争力的实现必须强调链中各合作伙伴的集成。Leonidas(2004)[21]从研究上下游关系的角度出发，指出与供应商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可以为制造商带来多方面的好处。Vonderembse等(1999)[22]通过实证研究，检验了供应商选择和供应商参与对制造业绩效的影响。Zhou等(2007)[23]通过对125家北美制造商的数据进行分析，证实有效的信息共享能显著提高供应链管理实践的有效性，且有效的信息共享对于企业获取绩效是至关重要的。Chin(2008)[24]认为信息分享能力，通过影响供应链架构和买卖关系结构，间接影响企业的绩效水平。Kotabe等(2003)[25]针对美国和日本汽车产业，考查了供应商关系对绩效的影响，认为长期关系能够促进创新知识交换，促进了企业绩效的提高。Okubo等(2011，2012)[26-27]、Combes等(2012)[28]利用密度函数图验证了中心地区平均生产率较外围地区更高，证实了自选择效应和集聚效应的存在。余壮雄等(2014)[29]运用NLS回归的方法，认为不存在自选择效应，解释中国大城市生产率优势的基本原因是集聚效应。 综上文献发现：(1)现有研究对地区产业链与供应链协调程度的衡量主要基于产业链与供应链的专业化集聚，而没有太多涉及单纯的产业链与供应链上、下游关联的多样化集聚。(2)现有关于密度函数图、NLS回归等研究方法缺乏普遍性，难以进行跨区域比较。本文运用嵌套Logit模型选择EG指数进行实证研究，能够同时考虑外部异质性、内部保护性对产业链与供应链驱动因素的影响，并且可以对两种不同集聚形式的协调效应进行跨区域比较研究。(3)现有文献缺乏对跨界共融的产业链与供应链双联动协调发展的探讨。因此，将外部异质性和内部保护性置于世界经济政治新发展格局的时代背景中，不仅对跨界共融的中国产业链与供应链集聚的驱动因素及其双联动协调作用进行了全面追踪，亦为国内外探索产业链与供应链空间发展形式与机制开启了全新的审视视角。 一、研究设计 促使产业链与供应链外部异质性、内部保护性的因素有哪些？这些因素的影响协调配合作用多大？为此，本文构造了EG指数，将外部异质性、内部保护性纳入考察后，来衡量某地区某行业的专业化、多样化集聚程度。该指数充分考虑了企业规模、区域差异以及产业组织等因素对产业链与供应链集聚带来的影响，弥补了传统产业集聚测度方法的缺陷，对跨界共融的中国产业链与供应链集聚的驱动因素及其双联动协调作用进行了全面追踪，使产业链与供应链集聚能够在给定区域范围内进行跨地区、跨行业、跨时间的跨界比较。 (一)计量模型设定 要全面理解中国产业链与供应链双联动协调发展在空间上跨界共融的集聚因素，必须考虑当前面临的国际国内复杂的经济发展形势，现有基于地理位置的“七大区域”划分方法、基于行业层面的“中心—外围”划分方法并不适用于本文研究。“七大区域”划分存在区域间的交通便利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普遍具有相似性，对于独立不相关假设条件并不能满足。而“中心—外围”的划分会导致在这两类地区下的不同年份的不同省区出现重复的行业数量。因此，这一类划分容易造成经济集聚的空间相关性分离。为此，本文将外部异质性、内部保护性置于国际宏观环境及中国当前所处的发展阶段的特殊背景中，构建基于空间距离集聚的产业链与供应链EG指标。根据本文的研究目的，我们将计量模型设定为McFadden构建的嵌套Logit模型(Nested Logit Model，NL)①。运用嵌套Logit模型选择EG指数进行实证研究，该模型使用NL分析，优势在于把多个选择方案k分为n个组，组间具有相关性，而每组内的选择方案则不具有相关性。由此，在第n组方案k被个体i选中的概率可表示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