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5833(2021)07-0175-07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现代中国在思想文化领域取得巨大进步，广泛开展的思想讨论与观念交锋等在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而出现于新文化运动之后的“新思想报刊”成为这些活动得以开展的主要载体。于是，各个历史时期的思想文化精英都必须郑重思考如何运用报刊这一新兴媒介工具推动对话交流活动，以及在报刊中展开的对话交流应遵循怎样的活动原则。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以“新青年”派为代表的新思想领袖率先建构起“新思想报刊”在新思想文化的对话交流活动中应当遵循的路径与原则，为现代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开创了一种新传统。“五四”新思想领袖能够完成这样的新开拓，不仅是“新思想报刊”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包含了他们对自戊戌维新到民初以来近代新兴报刊在思想文化活动中的行为模式、遵循原则的继承与强烈反思。而引发新思想领袖反思既往并开始自觉开创新的路径与原则的历史契机，正是1918年下半年至1919年春发生的新、旧思潮论争。①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一些得时代风气之先的中国知识分子对如何彻底解决中国问题得出了新的思考结论，他们不再执着于追逐欧美、日本式的资本主义强国之路，其思想领地逐渐被新近崛起的世界范围内的新理想主义、和平主义等社会革新思潮所占据，观念发生了根本转移，他们开始成长为集革新家、舆论家、宣传家于一身的新思想领袖并以群落形态聚集，这标志着中国变革之路的根本性转向。②新思想领袖群落在此巨大的思想变局中直接铸造出“新思想报刊”，以《新青年》为起点的“新思想报刊”与戊戌维新以来的思想宣传媒介呈现出巨大差异，它的功能定位已变成对理想主义世界改造运动的理论宣传与实践鼓动，承载着新时代簇新的社会理想。与此相关，“新思想报刊”的舆论活动方式，以及应遵循的对话的交流方式与伦理原则也自然会发生质变。新文化运动发生之初，由于“新思想报刊”刚刚出现，影响力小，基本没有开展成规模的舆论宣传活动，更遑论思想的交锋，因此，关于“新思想报刊”的舆论活动方式，以及应遵循的对话的交流方式与伦理原则问题，尚未得到新思想领袖们的特别关注。直到第一次大规模的思想讨论与交锋——新、旧思潮论争，以及与之相伴的舆论攻防战的展开，才触发新思想领袖们正视两个时代之间报刊媒介的舆论活动方式、舆论手段(Opinion means)的本质差异，并申明“新思想报刊”的舆论活动应坚守的对话的伦理，这可以视作他们自觉建构新文化生产的道德规范的开端。本文拟从对话的伦理与新文化生产的道德规范建构这一新视角出发，重新挖掘与阐释这一历史过程的真实内涵，彰明其作为现代中国社会发展中一个重要起点的历史坐标。 一、晚清、民初报刊舆论习气与“双簧信”、林纾师弟的搏战 若要清楚解析新文化运动时期最重要、亦最富标志性的一场论战——林纾、张厚载师弟等与“新青年”派的大鏖战，就必须从晚清、民初报刊媒介所蕴育、发展出的舆论风气和舆论活动的惯例等谈起。林纾、张厚载师弟等与“新青年”派之争的主因是钱玄同、刘半农所共同导演的“双簧信”事件。1918年3月15日《新青年》第4卷第3号以《文学革命之反响》为题，刊载了关于新、旧文学家相互论辩的两封信。首先，由钱玄同化名王敬轩，模仿旧派人士口吻，致信《新青年》编辑部，质问“新青年”派为何意欲颠覆传统中国的思想观念、伦理原则与文学主张；随后，刘半农以杂志记者的名义，自居“新青年”派代表，撰文逐条批驳，所用言语略显轻薄，措辞也不免有些粗蛮、强横，其中还有大段篇幅直指近二十年来影响巨大的林纾，严厉批判并否定林纾文学翻译活动的价值等。这样一场由“新青年”派几位核心成员精心策划的报刊媒体的舆论活动引起了较大的社会反响。正是这一公开的激烈挑衅行为激起曾担任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要职，与政府首脑、要员交从甚密，而且俨然以旧派文坛宗师及卫道领袖自居的林纾的愤怒，他以卫教和爱护北京大学声誉的名义站到社会舆论的聚光灯下，姿态儒雅却难掩其逼人的气势，公开与“新青年”派论理。③ 首先需要说明，在“双簧信”事件的多数知情者看来，钱玄同、刘半农的作法并不光彩，如以胡适为代表的“新青年”派同仁和许多新旧知识分子多批评此举失之轻薄、草率，而且“凭空闭户造出一个王敬轩”、④以化名攻击敌手的手段亦显卑劣。概言之，他们无法认同钱玄同、刘半农的舆论活动手段，因为钱玄同、刘半农所采用的正是胡适等极为不齿的民初旧派报人的不良手法。应该说，借助新兴的报刊媒介以不正常或不正当的特殊手段攻讦、打击对手的做法在晚清报刊界已颇为盛行，且多集中于革命派、维新派、立宪派等改革势力之间，以及他们与清政府等旧派政治势力的争斗当中，尽管革命派、维新派、立宪派等所采用的不良手段与其欲实现的高远理想目标实不相融，但由于他们所做的一切大都是为了国家民族的改革大业，因此，在手段上暂时从权也可以谅解。然而，到了民国建立、共和目标初步达成之际，在晚清报刊中所盛行的以不道德、无底线的手段煽动舆论、攻击对手的做法却依然被完整承袭，并渗透到逐步败坏的政治、社会生活当中。大批报刊与报人自甘堕落，一方面，他们宁为无良政治、肮脏社会活动的前驱，最开始他们沦陷于民初毫无节操、底线的污糟的党派政治中，紧接着在袁氏当国之际又彻底沦为袁氏政权打击政敌的舆论大棒。在每次政治丑行中都穿梭着堕落报人的繁忙身影，他们公开展示着造谣、诬蔑、蛊惑、栽赃、勒索等恶德丑行，颠倒黑白、指鹿为马……在此之后，这种不良传统并未随着袁世凯弃世而消歇，反而被固定下来并成为报刊舆论活动的惯例。另一方面，大批报刊与报人在不良的政治、社会环境中浑水摸鱼并推波助澜，居然将此类活动变为牟利工具。具体到社会文化方面，他们创造出黑幕文学、影射文艺、泼秽水的批评、捧角戏评等文艺形态，并建构起了巨大的产业链条。同时，民初这些堕落的旧派报人在不良的政治生态和舆论活动中发展出多种类型的纯熟的构陷、攻计等手段。总之，经过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段，这些普遍存在的堕落的报刊舆论活动方式产生严重的后果，不仅导致社会整体环境加速败坏，更可怕的是令普通大众，乃至知识界人士逐渐淡漠了对于社会基本道德原则的坚守，反而对报刊舆论活动超越底线的行事方式视若无睹，认为报刊舆论活动的运行本应如此，甚至一些知识界人士都在有意识地学习、模仿，并能够纯熟运用。这些知识界人士当中就包括“新青年”集团的两位中坚分子——钱玄同与刘半农，尤其是刘半农在进入《新青年》作者行列之前长期混迹于海上文坛与报纸出版行业，并惯作日报文字，对这些行业手段极为熟稔。因此，迫于社会大众与报界同业始终不认可《新青年》的生存压力，钱玄同、刘半农便萌生出要采取民初报人所惯常使用的非常规手段来实现突围的想法，两人一拍即合，很快加以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