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的国家认同中政治伦理形态与蕴含探析

作 者:

作者简介:
孙勇,男,汉族,河北邢台人,四川师范大学华西边疆研究所所长、教授,西藏民族大学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西藏经济社会、边疆理论(成都 610066);杨明洪,云南大学发展研究院(昆明 650206)。

原文出处:
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近些年,由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提出的“五个认同”理念,在社会各界引起广泛的关注和高度的重视,其实践意义和学术阐释也成为学界深入研究的一个命题。在“五个认同”中居于第一位的是“对祖国的认同”,这个认同既有对祖国和祖国史的认同,也有对当代中国和当代中国史的认同。由此,延伸的逻辑就是“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以哲学伦理学的角度看其中所体现的内核,是国家伦理以及人们对爱国主义的认识与实践。“五个认同”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历史意义,其最高的指向性在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直接的指向性在于国家社会治理尤其是边疆地区的治理。有了国家认同的伦理意识,当代中国“五个认同”逻辑叙述的结点,就是“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这是中国陆地边疆治理的底蕴之一。


期刊代号:B8
分类名称:伦理学
复印期号:2021 年 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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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 B82-0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5738(2021)02-153-011

       DOI:10.16249/j.cnki.1005-5738.2021.02.020

       国家认同(National identity),是国家建构和存在之中一个很重要的国民意识,[1]也是世界进入文明进步加速时期,绝大多数现代民族国家得以良性发展所必须的基础性条件之一。在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确立之后,国体与政体的“硬件”还需要该国民众的认同形成“软件”,使得这个国家正常运行,并获得内部的合力,以实现国家整体的更好发展。其中,国家政治伦理作为一国建构与实在的“硬件”“软件”,一体同时作用于国家认同。以哲学伦理学的视角看当代中国,从上到下遵守同一个核心价值体系和价值观,[2]将极大地促进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助推国家认同。这是全中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题中应有之义。[3]

       一、当代中国的国家认同中伦理意义简析

       国家认同的伦理建构,来自于国家决策层的倡导与引领。这是由国家性质所决定的,相当于一国的“顶层设计”。同时,国家认同的观念也需要由该国的政界和学界予以阐释,以形成广泛的影响力。

       (一)“五个认同”内容中的国家观指向

       在2020年8月召开的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再次强调:“不断增强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4]报媒与文献简称为“五个认同”。习近平在2014年5月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2014年9月中央民族工作会议、2015年8月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以及其它中央相关工作会议上曾多次强调过类似的观点。其具体的文字阐述在习近平的反复强调中,文字上略有变化,条目上增加了一条,①但是其核心的内容基本一致,并与时俱进,有所精炼和完善。

       “五个认同”形成的过程,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与各族人民互动的升华。将最初的“四个认同”逐渐丰富到“五个认同”,社会各界对“四个认同到五个认同”的认知也在不断增强,起到了教育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的精神引领作用。尤其是“五个认同”研究,成为中国大陆学界近年来在边疆治理研究时多有涉及的一大命题。这些探讨也推进了业内的相关研究,尤其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研究成果,对认识和树立正确的国家观起着正本清源的作用。

       通过知网CNKI系统的检索,从2004年以来涉及“四个认同”的文献378篇,直接进行阐释的论文有150来篇。2016年以来涉及“五个认同”的文献总数为768篇,过滤非直接性命题的论文,阐释“五个认同的”不少于230篇,并有增多的趋势。“从四个认同到五个认同”涉及到多个学科学术领域,包括国家、政治、社会、民族、文化、教育、公民、组织、职业、道德行为、构筑共同体、中华民族复兴等多方面的研究。不少的论文往往横跨思想政治、公共管理、政治学、历史学、经济学、心理学、教育学、传媒学等,以交叉研究的方式诠释其中的国家认同,并将这个“认同”作拓展研究。

       (二)“从四个认同到五个认同”研究述略

       “五个认同”有一个初始形成和不断丰富的过程,是由最早的“四个认同”发展而来的。通过CNKI的检索,学界在形成“四个认同”的阐释上,新疆社科院的吴福环研究员在2004年6月最先发表论文,[5]随后,该地区的政界、新闻媒体和学界包括建设兵团都对这个主题大力开展宣传解读和理论阐释。

       在一段时间中,“四个认同”的文献基本上集中在新疆地区的刊物发表,围绕着教育宣传展开。随着该命题讨论和研究的逐渐扩展,其影响也越来越大。2006年10月,北京的一场学术研讨会收录了《“四个认同”是中华民族精神在新疆的提升和弘扬》一文。[6]这标志着内地学界对“四个认同”开始给予关注和重视。同为边疆地区的西藏、云南、广西等省区,此后也对“四个认同”进行了持续的宣传和阐释。[7]这一时期的“四个认同”研究,主要是围绕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谐安定等现实问题展开,对党的领导、社会主义道路予以充分的肯定,并将其作为政治思想教育不可或缺的内容。[8]

       2010年5月,胡锦涛在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重申了“四个认同”。[9]这是中央领导人在全国性的会议上明确“四个认同”及其排序,肯定了第一位的认同是对祖国的认同。中共十八大之后,2014年5月,习近平在相关会议上也再次肯定了“四个认同”。[10]

       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宝贵的理论品质”[11]。2015年8月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的讲话中增加一个“对党的认同”,丰富了“认同”的现实内容,此会所强调的“五个认同”与在其后的表述上完全一致,②也是将“对祖国的认同”排在第一位的。这是所有认同的逻辑起点——对祖国的认同,在国家形成和存续之中有着历史的逻辑,又有着理性的逻辑——这是千年百年来中国各族人民在拓展祖国疆域中形成血肉相连、休戚与共命运的切身体会。这一点的极端重要性,在于它是国家政治伦理构成所有因素中不可须臾剥离的核心与首要因素。

       从一个理念形成更加广泛影响的角度看,对祖国的认同,有利于使各族各界对国家观的认知保持很高的吻合度,有利于在统一战线方面得到更多的认可,在国家中有着巨大的向心力,能够产生凝聚人心的巨大作用。[12]在中央多次召开的相关会议之后,习近平强调的“五个认同”引起强烈反响,在学界的研究很快形成逐浪上行的态势,包括西藏、新疆、宁夏和东北及内地沿海地区的报媒和学术期刊相继推出相关文献,做了大量的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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