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与分化:五四时期社团兴衰及当代启示

作 者:

作者简介:
倪邦文,中央团校党委书记,教授,共青团中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执委会主任,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政治教育、共青团与青年工作;张治银,中央团校科研部副主任,副教授,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研究基地特约研究员,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北京 100089)。

原文出处:
中国青年社会科学

内容提要:

五四时期中国社会上产生了一大批社团。社团创办者们普遍意识到建立组织的必要性,突出社团宗旨,重视社团规约,注重培育团体意识,将改变现状的希望寄托在青少年身上。随着实践的发展,这些社团发生了急剧分化:一部分社团成员走上无产阶级革命道路;一部分社团成员倒向资产阶级阵营。发生这种分化,根源在于社团成员在“主义”选择上的迥异——选择了不同的救国方式,选择了不同的依靠力量。五四时期的社团兴衰启示我们:要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引导青年树立团体意识,增进组织团结,到人民群众中去,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创造历史伟业。


期刊代号:D421
分类名称:青少年导刊
复印期号:2021 年 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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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四时期是中国社会大动荡大变革的年代。这一时期,为了挽救民族危亡,一批先行觉悟的青年创办了各种社团以服务民众,或训练与成就青年,以求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的。后因宗旨和道路选择不同,社团出现分化、趋于衰微。研究五四时期社团兴衰的经验教训,对当代青年组织和青年运动具有重要历史借鉴意义。

       一、五四时期的社团兴盛与组织发展

       据不完全统计,仅1919年登记在册的北京社团就有281个,1920年数量还有增加[1]。五四时期的社团数量之多、影响之大,不可谓不兴盛。这一时期的社团尽管在宗旨和道路选择上差异很大,但从组织建设角度看具备以下共性。

       普遍意识到建立组织的必要性。五四时期社团的兴盛不是青年心血来潮之举,而是时势的产物。一方面,民族危机日益沉重。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入侵,试图变中国为西方的殖民地。清政府割地赔款,大量的负担被转移到了中国人民头上。在西方列强和封建统治者的双重盘剥之下,广大人民的生活难以为继,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正如《共进》所描述的那样:“五四运动是外国帝国主义逼出来的反抗帝国主义运动”,五四运动后,“民众势力之散漫,及陕西连年军阀专横之特甚,便产生了共进社这样特别的组织”[2]。另一方面,单个人的力量无法应对当时的危局,社会大众迫切需要组织起来。恽代英曾说:“天下事决绝一个人所能做成,利用群众亦不可望以一人手足掩天下耳目,所以基本的团体仍不可不用极真诚、极切实的态度去建设”[3]。林育南也提道:“我们谈论的结果,总觉共同生活的团体为维持我们个人合理的生活和发展怀抱的唯一利器”[4]。五四时期的进步青年深刻感受到了中华民族危如累卵的切肤之痛,意识到组织的重要性,开始建立各种社团。

       突出社团宗旨。综观诸多社团,其宗旨大致可以分为四类。一是倾向于政治救国。如新民学会的宗旨为“改造中国与世界”,强调以布尔什维主义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5]。二是倾向于学术救国。少年中国学会明确提出“本学会以振作少年精神、研究真实学术、发展社会事业、转移末世风气为宗旨”[6]。尽管后来有修改,但强调以学术研究来救国的思路并未改变。三是倾向于以道德修养救国。互助社的宗旨为“群策群力自助助人”[7],觉悟社的宗旨为“本着反省、实行、持久、奋斗、活泼、愉快、牺牲、创造、批评、互助的精神,求适应‘人’的生活——做学生方面的‘思想改造’事业”[8]。这类社团强调从道德修养角度实现人的改造,以达到救国目标。四是综合类。国民杂志社的宗旨为“一、增进国民人格;二、灌输国民新知识;三、研究学术;四、提倡国货”[9],该宗旨涵盖了道德修养、教育、学术和商业等多种救国渠道。诚如杨钟健评价少年中国学会时所说:“除了会章上所要求的宗旨以外,实际上有相当大的分歧。只有要求改变现状,倒是一致的”[10]。这句话用于评价五四时期的社团,同样适用。无论宗旨怎样表述,目标都只有一个——改变中国的现状。

       重视社团规约。既然建立了组织,吸收什么样的人加入组织就显得尤为重要。五四时期的社团对加入的人员均有相关的要求。一是明确了成员行为标准。新民学会的规矩为不虚伪、不懒惰、不浪费、不赌博、不狎妓[11],互助社的戒约为不谈人过失、不失信、不恶待人、不做无益事、不浪费、不轻狂、不染恶嗜好、不骄矜[12]。二是明确加入组织程序。新民学会入会手续是“经长时间的考察,五人的介绍,评议部的通过,并通告全体会员”[13]。少年中国学会除有五人介绍和评议部认可的规定外,对于海外欲入会人员,也有明确办法,“凡甲会员欲介绍某乙入会时,须先介绍某乙与会中丙丁戊己四位会员通信。通信既久,察其言行果可以介绍入会,然后由甲丙丁戊己五位介绍入会”[14]。三是规定了不合格成员处置办法。新民学会规定,如有不关注本会事务、对本会无感情、无向上之要求、缺乏团体生活兴趣、行为不为多数会友满意等情形,不能再认其为会员[15]。少年中国学会则规定了警告和除名的几种情形。会员易家钺在报纸上“辱骂女高师苏梅”“吐词淫秽,阅者无不骇怪”“不啻宣告青年人格破产,于社会前途影响实大。舆论哗然。”学会召开临时会议,议决“请执行部把易君前自请出会函提交评议部追认”,评议部“全体赞同易君自请出会”[16]。

       注重培育团体意识。一是认识到培育团体意识的重要性。利群书社曾刊文说,要使团体成为“为社会服务的有力团体”,“最急的是求团体意识的形成”[17]。个人身上总存在许多不利于团体发展的缺点,改正自身的缺点,培养团体意识,成为当务之急。二是开展集体生活。以新民学会为例,学会出版《会员通信集》,成“为会员发抒所见相与扬榷讨论的场所”[18]。后期随着时势发展,新民学会又创办了文化书社、留俄勤工俭学团、俄罗斯研究会、湖南自修大学等组织。系列外围组织的创办、各种活动的开展,训练了会员,增进了会员的团体意识。三是开展相互批评。萧子升曾在给毛泽东的书信中介绍了留学法国的新民学会会员对彼此个性的批评:“(和森)坚强,防僻。(焜甫)须去寒士气。(赞周)分析力强,须防无条理。(子暲)活泼有孩气。(芝圃)严正,防简单。(和笙)精细。(荣熙)宽厚,而官能欠灵动。(子升)周到有条理,防狭隘。(警予)温良,防躁急。(季光)从容不迫。(叔彬)自信力强,欠灵动。(咸熙)颇强固。(玉山)温和,但有女性”[19]。通过开展相互批评,有助于加强会员间的彼此了解,增进团体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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