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提出：城乡融合发展中的小镇青年与“围城”现象 青年是标志时代的最灵敏的晴雨表，时代的责任赋予青年，时代的光荣属于青年。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关心、爱护并支持青年立鸿鹄志、担当时代责任，高度重视发挥他们在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近年来，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推进，三四线城市迅速发展。在乡村振兴战略与城乡融合发展政策的驱动下，小镇青年的群体规模急速扩大，成为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群体与关键推动力。何谓“小镇青年”?目前国内学界对“小镇青年”内涵的界定逐渐明晰。从广义上而言，小镇青年是指出生或生活在三四线及以下城市的16-40岁的青年；从狭义上而言“小镇青年”就是特指那些出生并成长于这些城市的16-40岁的青年。无论从广义上讲，还是从狭义上理解，“三四线及以下城市”都是界定“小镇青年”身份的最重要的“物理空间”，也直接赋予“小镇青年”固有的精神和文化特质。小镇青年的发展与研究离不开“小镇”。当前，在城乡之间急剧流动的资源要素将城乡关系又重新拉拢在一起，两者在发展中形成新的合力和张力。这使小镇青年社会心态产生“心怀远方又惦念故乡”的“围城”现象[1]。一方面，那些原本已离开城镇的青年纷纷想回小镇；另一方面，那些当下生活在小镇的青年又向往都市的高薪生活，出现了“逃离北上广”与“逃回北上广”并存的社会“分裂”现象。其实质是部分小镇青年对自身以及社会的认知存在一定的脱节或断裂，出现“内卷化”倾向。社会认同“内卷化”给小镇青年带来了心理负担和压力，由此而产生的青年劳动力流动可能会造成小镇出现“人才中空”，进而影响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振兴。当前，社会与学界对小镇青年社会心态的关注与研究明显不足。通过整理国内已有文献发现，关于“小镇青年”的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小镇青年的内涵”“小镇青年的刻板印象及其改变”“小镇青年的社会支持”等方面，鲜见关于小镇青年的社会认同研究，尤其是处于城乡融合发展背景下的小镇青年社会认同研究。 本文借鉴社会认同理论，分析小镇青年社会认同“内卷化”的现象，阐述小镇青年社会认同的“内卷化”成因，并提出小镇青年社会认同“内卷化”的破解路径，以期为小镇青年突破成长“围城”，实现良性发展提供有效的路径。 二、迷失“围城”：小镇青年社会认同“内卷化”的主要表现 (一)小镇青年社会认同“内卷化”的内涵 认同抑或社会认同，涉及“我是谁”或“我们是谁”、“我在哪里”或“我们在哪里”的反思性理解[2]。个人的社会认同产生于自我与社会系统和社会关系的空间互动中，是自我建构与社会建构冲突与融合的结果。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认同理论逐渐成为美国社会心理学的主流理论之一，其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不断扩大。社会认同理论认为，社会认同是“一个人对其所属的社会类别或群体的意识”[3]。社会认同的产生一般经历社会分类、社会比较和积极区分原则三个过程[4]，其中社会分类会产生内群偏向和外群歧视的效果；社会比较是群体成员获得认同的重要手段之一，而且人们常常倾向于用积极的特征来标定内群体，用消极的特征来标定外群体，从而提升自我评价；积极区分原则则认为，个体为了满足自尊或自我激励的需要而突出自己某方面的特长，使自己表现得比外群体成员更为出色，但积极区分的结果并不是都是积极的，它可能在提高内群体成员的认同和自尊的同时对外群体产生偏见、敌意甚至冲突。 “内卷化”一词最初衍生于英语中的“involute”，本义为内卷的、纷乱的、错综复杂的、边缘卷曲的，最早由美国人类学家吉尔茨在对印度尼西亚的农业进行研究时提出，后广泛应用于多学科领域。在社会学领域“内卷化”被用来描述社会发展效应“停滞”这一现象。在文化学领域“内卷化”时常与旧习俗和社会习惯联系在一起，描述的是一种复制和提炼以及习惯各种秩序的现象。在经济学领域，“内卷化”则与农业联系在一起，代表的是一种“边际收益递减”的“有增长无发展”状态。借鉴上述学科关于“内卷化”的定义以及社会认同理论，可以将小镇青年社会认同“内卷化”现象理解为：个体在面临所处群体的社会身份不能满足或提供其建构身份认同所寻求的需求感、意义感和归属感时，不得不向内寻找自我身份认同建构的意义感和归属感，是一种寻求自我保护的自我调整行为。 (二)小镇青年社会认同“内卷化”的主要表现 社会认同是自我建构与社会建构冲突与融合的结果，而“内卷化”就意味着两者建构冲突失衡，陷入自我复制、自我懈怠，甚至是自我封闭、自我消耗的“路径锁定”之中。小镇青年社会认同“内卷化”可以通过自我定位与社区融入两个维度进行考察。 1.自身定位的内卷化 自身定位，即个体对自身所属地区及所属群体的识别与判断。它影响个体的迁徙意愿，是社会融合的前提，也是结果。受社会记忆的影响，大多数农民工都有较强的“乡土认同”，他们自认为是“农村人”，最终要回到农村生活。但小镇青年的“乡土”社会记忆并不深刻，他们离城市生活又不是“很远”。城乡二元结构的消解以及户籍限制逐渐被打破，就为小镇青年成为“城里人”提供了制度可能。根据贾立政等人的调查，“去大城市发展依然是小镇青年的第一选择”[5]。但有一个现象值得关注，即“回流小镇的青年”逐年增多，而不愿或不能离开的“原住小镇青年”也在不断增多。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国家大力发展乡村经济，城镇化水平、城镇文明程度、城镇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带来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便利的生活条件。数字经济发展消除了消费的地域差异和路径差异后，即使小城镇缺乏大型、高端商场，青年也可以通过网上购物平台实现消费需求。既然城镇有同样的发展机会，而且生活也同样便利，那么小镇青年回到家乡发展就变得顺理成章。其二，因为城市社会生存压力较大以及融入难等问题，小镇青年长期居住在城市的意愿不强，这推动着他们回流家乡。但对于“原住小镇青年”而言，大量小镇青年回流不仅“挤占”了他们的生产与生活空间，同时也加固了他们原本就比较务实但又略显“保守”的社会心态。为了避免遭遇更大的风险或挫折，这些原本就可能更倾向于过稳定悠闲生活的小镇青年，更愿意选择“坚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