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91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3165(2021)03-0022-11 近年来，遭遇打击下的“伊斯兰国”极端组织开始由中东向欧洲、非洲、东南亚等地区急剧扩散，尤其是青年群体的恐怖主义激进化现象严重，呈现出低龄化、暴力化、去中心化等特征。据有关机构研究统计，仅在2014年6月，约有81个国家12000名“外籍战士”加入叙利亚内战，他们的年龄集中在18岁至29岁[1]。伦敦国王学院国际激进研究中心(ICSR)在2015年的研究发现，“外籍战士”大部分集中在19岁至29岁，青年群体已成为恐怖主义的主力军。该机构在2020年对“外籍战士”进行调查后发现，网络已成为激进化的重要工具，提出要利用网络开展反恐，降低“外籍战士”回流风险[2]。青年群体恐怖主义激进化已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重点问题，各国也在防止青年人激进化、打击恐怖主义方面开展了各种行动。2015年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呼吁以包容方式让青年参与预防和解决冲突、打击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的相关机构和机制，并在谈判和执行和平协定时酌情考虑青年人的意见[3]。同时，2015年欧洲议会通过“防范欧洲年轻人激进化以及打击恐怖主义的决议”[4]，该决议呼吁欧盟成员国联合起来扭转青年群体的恐怖主义激进化现象。 青年群体网络恐怖主义激进化是指青年群体接受恐怖主义极端思想，通过网络支持或者实施暴恐活动的过程。网络恐怖主义不仅表现为恐怖分子利用网络技术，从事网络攻击、破坏网络系统、开展网络战的行为，而且表现为以网络为工具，在网络上开展意识形态宣传、制造网络暴力恐慌的行为[5]。在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内，青年群体网络恐怖主义激进化将成为国际安全的重大威胁，社交孤立、精神迷失、社会边缘、思想激进的年轻人将在寻求社会身份的过程中主动或被动地转向极端主义。2018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提出了“社会与情感能力”(Social and Emotional Skills)项目，情绪调节能力被认为是当代青年群体缺失的能力之一，可见情感成为青年社会参与的重要变量。如何切实有效地预防青年网络恐怖主义激进化是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提升反恐去激进化成效的重要方面。本文试图以情感理论中的共情视角，梳理青年群体网络恐怖主义激进化进程以及共情在各阶段中的特征，通过建构共情的激进化模型，探究青年群体被极端思想侵蚀的机理及原因，并根据共情理论，提出有针对性的去激进化策略。 一、网络恐怖主义激进化进程研究现状 目前关于网络恐怖主义激进化进程的文章中，对激进化进程的研究相对较少，激进化进程研究主要集中在传统线性、阶梯型等传统视角，学术界对网络恐怖主义激进化进程的研究不足；同时，在有关网络恐怖主义激进化影响因素分析上，针对青年群体的研究也相对薄弱，现将国内外有关恐怖主义激进化和网络恐怖主义激进化影响因素的研究梳理如下。 (一)关于恐怖主义激进化进程研究 激进化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是个体逐步接受和采纳某种激进的、疯狂的信念及行为的过程[6]。在传统激进化研究模型中，纽约警察局情报部门根据公民接受“圣战”思想的阶段性特征，提出了线性四阶段模型：(1)前激进化(Pre-Radicalization)；(2)自我认同(Self-Identification)；(3)灌输(Indoctrination)；(4)圣战化(Jihadization)[7]，该模型认为在前激进化阶段中，社会、环境和心理因素是个体激进化的重要因素。法萨里·M.默哈达姆(Fathali M.Moghaddam)从情绪角度，提出了恐怖主义激进化阶梯模型，这一模型把激进化进程划分为阶梯式上升的六个楼层：(1)底层心理解释现实条件；(2)改变不攻而战的观点；(3)确定侵犯对象；(4)道德辩护；(5)敌我思维的固化及恐怖主义合法化的感知；(6)恐怖主义行为及对抑制机制的回避[8]，这一模型注重对个体心理和情绪的研究。昆坦·维克托罗维奇(Quintan Wiktorowicz)从社会认同的角度，探讨了影响个体加入恐怖组织的因素：(1)认知开放(cognitive opening)；(2)宗教寻求(religious seeking)；(3)框架协调(frame aliment)；(4)社会化(socialization)[9]，认为个人认知为激进化提供可能性，社会为激进化提供集体环境。青年恐怖主义激进化是一个青年群体受恐怖主义激进化意识形态影响和行为转化的过程，并且青年群体在行为、认知、情感等方面具有群体特殊性，马克·萨格曼(Marc Sageman)指出，暴力和恐怖活动是由一个集体决定的，在集体决策方面群体特殊性较为显著[10]。在恐怖主义网络化发展时期，恐怖主义激进化是虚拟和现实空间的交互，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需要针对青年群体网络恐怖主义激进化进程加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