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7年特朗普政府刚刚发动对华贸易战与科技战时，中国国内舆论向人们传达的不同信息常常是矛盾的。一方面，媒体上存在着一些对中国创新能力极其正面的判断，“新四大发明”是当时非常流行的术语。在部分学术作品中，也有不少关于中国在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等领域已经挺进世界前沿的论断，一些作品甚至将其刻画为“新的工业革命”。另一方面，在中国工业被美国“卡脖子”时，一些评论家指出中国工业技术能力仍很羸弱，对中国创新前景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并暗示中国不应与美国展开科技竞争。 中国的创新前景究竟如何？在美国政府连续的高压政策下，中国应该如何调整，以推动本土创新的持续发展？本文尝试从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回答上述问题。从纵向上，我们通过梳理当下所处时代在经济长波中的历史位置，来辨析中国是否有实现“弯道超车”的机会这一问题，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中国实现持续的创新发展和追赶超越所需的能力构建的基本逻辑。在横向上，我们从中国与国际经济体系的关系切入，通过回顾中国融入现行全球化体系的历史过程，来分析这种融入的本质及其对中国创新系统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晰中国在当下国际创新竞争中应采取的战略选择和行动重点。 中国是否正面临着新工业革命发生的历史机遇？ 虚幻的捷径：漫长的ICT技术应用与扩散的长波 近年来，移动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应用的繁荣带给了人们大量想象，其中以美国的“工业互联网”和德国的“工业4.0”①最为突出。关于新工业经济协同系统的设想，为人们刻画了智能化和大数据计算在资源配置及工业活动的自动化(或半自动化)协调方面的重大转变。世界经济论坛的创始人施瓦布甚至将其称为“第四次工业革命”；2016年G20峰会同样欢呼“新工业革命”已经到来。中国是否正面临着新工业革命发生的历史机遇？既然中国在此类新兴技术上已经与发达国家并驾齐驱，甚至在部分应用方面领先于其他国家，那中国是否可以通过推动技术革命、发展新的技术—经济范式，将其他竞争者甩在身后？ 要准确辨析今天是否正处于一场新工业革命发生的历史机遇时期，前提是要把握现代经济变革的本质，掌握当下新兴技术与技术—经济范式转换之间的关系。在经济史和工商业发展史研究中，人们通常使用“经济长波”描绘现代工业经济的变迁，它代表经济社会中最基础的工业技术体系，是人们所掌握的技术、技术工具以及相配套的经济制度的集合。比如，第一次工业革命后期的“蒸汽时代”代表了以蒸汽动力、工厂等为基础和特征的一套工业技术体系，其历经半个世纪的发展阶段，构成一个经济长波。取代它的长波则是第二次工业革命前期的“电气与钢铁时代”，这时电气替代蒸汽成为主要能源，生产更多以内燃机而非蒸汽机作为主要动力，电报成为新的通信工具；与之相配套，工业研发实验室、大企业等制度逐渐发展起来。 长波的交替并不经常发生，因为这种交替并不是某一项或几项新技术或发明的产生，而是主宰工业社会的技术—经济范式的转换。由于这种“技术—制度”关系的存在，技术的突变可能会冲击原有的社会制度。这就使得在讨论经济发展、国家竞争和产业竞争问题时，技术的结构性转变总是成为焦点话题。而不同经济主体在内在结构特征和战略预判方面的差异，将会导致它们应对这种冲击时的效果呈现出明显差别。 总体来说，当处于重大的工业技术变迁过程中时，追赶者可以采用蛙跳战略，通过在新的主导技术内进行科技力量布点，并着重将战略性资源投入相应的领域，获得先发优势；原本占优势的领导者如果因为制度或组织方面的僵化而应对不畅，则可能会被早已做好准备的追赶者“弯道超车”。如此就不难解释为什么评论家们会对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和云计算等新技术充满兴奋了，因为他们认为这些新技术即将带来重大的工业技术变迁，意味着中国可以采取“弯道超车”战略赢过目前的领导者。 重大的技术变迁会带来新的财富创造渠道。②这不仅将改变原有的竞争格局，还会在新增长动力的爬坡阶段迸发出显著的报酬递增效应，从而在一定时期内改变竞争者之间的博弈空间。反之，在工业技术的相对稳定期，竞争力的源泉主要遵循累积性规律，经济主体只能通过原有工业和技术设施的扩张与技能能力的累积来获得竞争优势。同时，由于人们没有新的财富创造渠道，经济的总体增长会受制于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竞争者之间的博弈空间狭小，甚至趋近于零和博弈。但需要注意的是，结构性技术变化给制度端带来冲击这一现象是普遍的：大到经济长波，小到产业产品主导设计，都存在这种现象。因此，在使用这一推理时，必须首先明确所讨论的技术变革的实质，以及它在现代工业技术体系中的重要性，以此来判断与其互嵌的社会经济制度的性质，进而才能分析这一技术变革将带来何种程度的结构性冲击。 在界定代表重大工业经济变迁的经济长波时，经济史学家们强调的技术变革都是基础性技术。例如，在划分“工业革命”时，传统的经济史学家普遍强调材料技术和能源技术。这在很大程度上沿袭了古典经济学强调土地产出的传统，因为人类的基本需求取决于土地和其他材料的转化以及能源的供给。③自熊彼特之后，学者们普遍将长波变动的动力研究贯注于对技术创新的分析，他们特别强调区分基础性技术创新的爆发式涌现(“熊彼特冲击”)和相对应的通用技术创新(发展和生产制造不同工业领域的产品时共同使用的基础技术)④。这些基础性和通用性技术创新，为相应的经济长波开拓了经济增长的空间，抬高了这一时期增长的上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