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21)030131-16 江苏省教育会(1905-1927)①是一个近年日渐引起学界重视的组织，其名义上仅为一省级组织，却长期拥有全国性的权势与影响力。论者对该会的沿革有过梳理，并述及其与清末立宪运动、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1925年东南大学易长等重要史事的联系。②但在“晚清”与“五四”两个重要时间点之间，对该会的考察目前仍显薄弱。③广而言之，民国代清之际至五四运动之间的文教组织团体研究，相对民国史的其他时段亦显薄弱；④在聚焦这一“过渡”时段的研究中，围绕北京学界尤其是北京大学的研究堪称一枝独秀，这一定程度上是回溯“五四”之因的思路所致。然而今人也已指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缘起”，并非北大一家所致，而是涉及中华革命党一国民党及江苏省教育会等多方势力；⑤据此上溯，文教组织史中的五四“前史”，也不能仅仅关乎北大或依托北大的知识社群。另外，今人的研究(尤其是五四运动相关研究)多倾向于将江苏省教育会视作一个拥有统一意志或利益的团体(同时默认这类意志或利益具有长期的稳定性)，而低估了其内部竞争又协调，及其组织架构与权力行使发生变化的一面。辛亥前后至五四前夕，即是变化的一个关键期，此种变化直接关系到同期区域以至全国性的文教趋势，值得专文探讨。 再论近代“教育会”组织的研究现状。学会、教育会等组织的蔚起，无疑是清末民初“转型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⑥对此，今人研究常见一种结合教育与社会变迁的思路，一面凸显一条“教育近(现)代化”的主线，一面又借此析论近代“官—绅/民”或“国家—地方/社会”之类关系的演变。但在实际操作中，除却展示多半基于后设标准的文教“近代化”指标，相关的问题意识与结论，与对议会、商会等组织的研究时常难以区分。其间未予深入的一个问题是，研究者应如何把握教育会组织显露的“业界”意识，不至与其他界别(如政、商界)组织过分混同，也不至于有意无意地套用今日的专门或职业界别观念而过分求异？一种应对之法，不是强行对该组织作整体、静态的定性，而是将该问题充分“历史化”，即回归现场，爬梳此种同与异发生、演变的动态过程。有论者谓在清末科举废除之前，“教师一直是官僚体系的附属物，是科举制度的副产品”；⑦参照这一表述，本文也将涉及从组织史的角度(而不完全是思想言说的角度)，析论晚清与五四之间“教育”如何进一步自成界别、由“副”转“正”，而当局者又未与观念及实践层面的相关“传统”完全决裂。 一 “教”以为“政” 今人在考察江苏省教育会时，通常凸显会中声望甲于东南的名流，尤其是作为主要发起人并屡任会长的张謇等人的角色。⑧不过，这些名流往往拥有多地多种组织的头衔，江苏省教育会的职衔在其中是否算得上重要甚或主要，尚须细辨，不能默认其言行可以直接“代表”教育会的组织行为逻辑。⑨在组织研究中，“组织边界”的确定向来是一个难点；⑩在此，应回到一个基本的问题：在考察某一文教组织时，应具体关涉哪些人的哪些言行？回到江苏省教育会，“组织”研究亦不可简化为个别名人之“关系网”的研究，确定人与组织的关系，首先便应梳理该组织自晚清以来的架构与权责分配情形。 江苏省教育会的组织架构，较其他省教育会一向更形完备，但其在清末的架构与民国阶段有所不同。在晚清，除一般会员外，会中职员有正副会长、干事员、评议员、会董等类。论者多已指出，苏省长期存在多方面的“宁属”“苏属”之别，为使江苏的省级非官方教育组织能真正统合两属，教育总会设于南京、苏州以外的上海，正会长定由宁、苏轮流，经全体会员公举，两位副会长定宁、苏各一，由宁、苏属籍会员分别公举。而各类职务身份，亦有不同的集会之期：会员参加的常年大会一年一次；全体职员会在常年大会后举行一次(或因事招集)；评议员会每年于常会前后各举行一次，此外每月举行一次；会董会每年举行一或两次(或因事招集)。干事员集会最勤，为每周一次。(11)由此可以“养成士绅会议之惯习”(12)及面向组织的身份认同，以形成或保障该组织的凝聚力。而显然，各类职务应以为“惯习”的集会频度是不一样的，在诸职员中，干事员对会务的参与频度最高，其中的驻会干事，理应与会务关系最密。鉴于驻会干事的重要性，兹将江苏省教育会历届驻会干事与正、副会长的名录与当选年份一并列出：
可见在实际执行中，晚清江苏教育总会确乎遵循了正会长由宁、苏轮流，副会长则一宁一苏的配置。教育总会通常要借重这些身为苏籍名流的正副会长在省内外的声望及人脉，而名流巨绅对于会务的实际参与度，则因人因时而异。据目前所见材料，晚清张謇、王同愈、蒋炳章以教育总会名义行事的情形似相对较多；但他们与其他曾任正副会长者一样，往往具有官场、咨议局或实业团体等处的多个职衔，很难说必以文教为其首要的界别标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