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871.2；K1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874(2021)03-0077-20 在20世纪以来的国际关系中，由于各国民间文化交流活动日益频繁，跨文化的交流传播已广泛渗透到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等诸多领域。有鉴于此，“各国政府开始对跨国性的文化交流自觉进行管辖、指导和控制，规定其内容和形式、手段和目的，及其运作机制和发展方向，由此逐渐形成文化领域的国家外交行为”。①由于文化外交所涵盖的范围和领域广泛，其对象并不局限于国家政府，或是受到政府资助的民间团体，还包括各国国民纯粹以亲善友好为目的展开的民间跨文化交流。②相比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无疑是一种更具特殊性的外交资源或手段。因此本文拟从更为广义的“跨文化交流”层面，理解和使用文化领域的“外交”概念，讨论冷战初期日本政府与民间人士协力开展的“电影节外交”活动。 1953年7月，日本大映株式会社社长永田雅一，以日本电影产业振兴会理事长的身份访问了多个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希望联合东南亚的电影人举办一个国际电影节，以提高东南亚电影的艺术水准。同年11月，东南亚制片人协会在马尼拉正式成立，永田雅一和邵逸夫分别出任会长与副会长，协会成员还有菲律宾、印尼、马来亚(今马来西亚的一部分)、泰国、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其宗旨为“促进亚洲电影产业发展，提高亚洲电影艺术水准，增进各国友谊”③。该协会决定由各成员轮流主办一年一度的东南亚电影节④，并宣布第一届东南亚电影节于1954年5月在东京举行。 关于东南亚电影节成立的原因，有学者认为日方发起该影展意在“使其成为和戛纳、威尼斯并列的电影节”⑤，也有学者认为是为增加日本电影业的经济利益。⑥然而，有研究通过考察影展发起人永田雅一的从业背景及冷战国际局势发现，影展背后有更为复杂的政治和外交因素，开启了日本的电影节政治与亚洲“文化冷战”的研究路径。⑦近年来，国内学者针对美国在亚洲的“文化冷战”翻译和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涵盖新闻、出版、广播、文学、艺术、教育等多个领域，⑧但从日本文化和电影节外交视角考察美国“文化冷战”宣传效果的文章则相对缺乏⑨。关于战后日本文化外交的研究虽已取得丰硕成果，但这些文章的研究对象多集中于20世纪70年代后，⑩仅有少量学者关注冷战初期日本政府在文化外交领域的努力，其中更鲜有涉及电影外交(11)。 有鉴于此，本文在参考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利用电影学与历史学的相关研究方法，以东南亚电影节为例，聚焦冷战初期日本如何借助“美援”及电影文化的影响力，试图实现“重返亚洲/东南亚”的外交战略目的。遗憾的是，作为冷战初期日本文化外交的一部分，以民间人士为主导的“电影节外交”，由于过分强调“亚洲电影共同体”“日本领导亚洲电影业”等暗含政治意味的宣传理念，导致电影节成员将东南亚电影节与日本军国主义文化侵略思想再度联系起来，继而遭到不同程度的抵抗。其背后蕴含的“文化民族主义”亦证明，相比于日本与东南亚国家在经济与政治领域日益紧密的合作，日本开展的文化外交高开低走、收效甚微。 一、二战后日美文化外交与东南亚电影节的起源 文化外交，一般指“以文化表现形式为载体来促进国际相互理解与友好的文化交流活动，也是主权国家通过对外传播本国文化来传达国家意志、输出国家价值观和实现国家文化战略的一种外交活动”(12)。相比通常以国家宏观视角为出发点的政治和经济外交，文化外交的研究对象往往是个人或是由个人活动衍生而来的商品和观念，因而能够在某种程度上丰富政治和经济外交。同时，文化交流并不纯粹都是民间个人行为，“国家往往会介入，把促进文化交流作为外交努力的一部分”(13)。纵观二战后日美文化外交的发展史，美国的民间团体(诸如洛克菲勒基金会、福特基金会、基督教青年会等)及民间人士(诸如洛克菲勒三世等)为推进日美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14)但这些民间团体和人士与美国政府若即若离的关系从另一方面说明了“文化外交”与“文化冷战”宣传之间难以严格区分的事实。(15) (一)“文化冷战”与战后日美文化外交关系 冷战时期，美苏争霸不仅体现在政治、经济、军事领域，甚至在文化教育、文学艺术、媒体娱乐等领域也展开了竞赛。美苏冷战对人类物质与精神生活的影响延续至今，因此需要从更多元的视角切入冷战史的研究。而“文化冷战”的研究框架正是希望能在以美苏政经关系为中心的传统冷战史研究之外，尝试建构更为复合多重的历史面貌。(16)与此同时，作为冷战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冷战”所提供的对文化和意识形态功能的全新理解，以及在后冷战、全球化背景下逐渐与“文化帝国主义”形成复杂的共谋形态，都将给国际关系和人类生存发展带来持续影响。(17) 由于“文化冷战”更多强调文化的“单向宣传”而非“互动交流”意义，导致冷战初期美国在亚洲的文化外交呈现出较为复杂的局面。20世纪50年代，尽管美国与亚洲多国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建立了密切合作关系，可对于美国文化宣传机构、民间基金组织费心建构的“自由”价值观，大部分亚洲国家并未全盘接受。正如美国亚洲委员会的报告显示：“我们在亚洲开办教会、学校、医院，进行慈善捐助，倡导门户开放政策，为什么在亚洲人眼中这些反倒成了帝国主义侵略的工具？”(18)这种意图获得文化价值认同的宣传策略，在亚洲各国未能取得成效，在战后日美文化外交领域亦如此。 二战结束后，为了消除日本军国主义遗毒、宣传民主主义价值观，美军专门设置了民间情报教育局(CIE)，负责包括电影、广播、出版、戏剧在内的一系列文化事业，(19)试图全面掌控日本的发展。在充分洞悉美国的战略意图后，日本政府转而将构建“文化国家”的外交战略提上议程。(20)此后，国际局势突变致使美国对日占领政策转变，为遏制共产主义扩大到东亚各国、避免与其正面对抗，美国需要帮助日本在政治、经济与文化等领域都重返亚洲强国之列。因此，在大力扶持日本经济发展之余，美国也没有忘记在文化领域强化双方的交流合作。特别是在《旧金山和约》与《日美安全条约》生效后，依靠拥有独立主权的日本在亚洲地区开展文化宣传，也是战后日美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