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825.4；B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5X(2021)03-0072-08 20世纪初，兴学堂渐成风气，历史教科书推陈出新。它们大体受进化论影响，多少带有“新史学”特征，而对中国历史的书写却呈现鲜明的差异。个中根源虽说不一，却与作者的传统学术根柢，尤其是经学造诣分不开。本文以夏曾佑、刘师培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为例，揭示清末经、史之学的复杂关联，以重新认识经学的近代价值和影响。 一、清末经、史之学的消长 清乾嘉年间，经学鼎盛，经师辈出，而嘉道以降，无论是偏重义理的宋学，还是以古文经考据为中心的汉学，均显出停滞态势。然而，庄存与、刘逢禄、宋翔凤等人的今文学派应时而兴，讲求微言大义，适应了寻求儒经义理的需要。随后，龚自珍、魏源等人阐发今文，通经致用，清学格局焕然一新。清末康有为等人以学言政，使今文经学成为维新变法的理论资源。康门弟子梁启超、陈千秋，以及学思相近的夏曾佑、谭嗣同等人均为今文经学的信仰、传播者。清末今文经学遂磅礴一时，引起新旧士人的广泛瞩目。与此同时，面对西学东渐和今文经学复兴，古文经学的义理化、经世致用倾向也在潜滋暗长。孙诒让、章太炎及刘师培等古文经学传人走向通经致用，汲取西学知识和方法。清末经学论著接踵不断，古文经学亦重现生机。20世纪初，在废科举、兴学堂的潮流中，经学失去了制度支撑。官方的经学教育已不如往日独尊和盛行，却仍然渗透于新学及史学领域。 经、史关系一直是清代学者关注的议题。清代学者好以子、史之书证经，或援经学方法以治史。风气所及，乾嘉学者长于考史，而短于作史。“六经皆史”说在清代流传不绝，时有新解，却没有动摇经学的主流地位。考史脉络延绵于晚清学界，而经世史学亦得到迅速发展。魏源、徐继畬等人的域外史地学，姚莹、张穆、何秋涛等人的边疆史地学，稍后王韬、黄遵宪等人的外国史地论著等，改变了乾嘉学者偏重考史之风。清末维新派、国粹派学者的“新史学”则导致史学重心斗转星移。1901年，梁启超的《中国史叙论》指出旧史“不过记载事实”，“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①故他提出了新编中国通史的设想，有的学者还就实践“新史学”陈述己见。1902年7月，章太炎曾致函梁启超，认为编修《中国通史》“不必以褒贬人物、胪叙事状为贵。所贵专在典志，则心理、社会、宗教诸学，一切可以熔铸入之”。②稍后，其《訄书》重订本附录《中国通史略例》提出新编通史的目录拟分为“表”“典”“记”“考纪”“别录”诸类。1902年，陈黻宸也发表《独史》一文，提出“史必有独识，而后有独例”，拟设新“史例”以改造旧史，如废除本纪，帝王一律载入列传。他强调史著“于古今理乱，中外强弱，宜求其所致此之故，而作一比例以发明之”。③可见，“新史学”旨在改造旧史，叙述社会进化，对比中西文明，采取近代西学体例及思想观念。 历史教科书是“新史学”的最初实践，典型地体现了知识界的知识结构和思想观念的变化，又以其受众的广泛性而独步史界。夏曾佑、刘师培是较早编纂历史教科书而影响较大者，又是传承今、古经学的代表人物。在以往的研究中，论者多注重他们首创分章分节的史书体例，以及将进化论运用于历史研究的尝试④，对其经学遗传则缺少注意，而后者恰恰是深入了解清末经、史之学的重要窗口。 二、夏著历史教科书的今文学取向 夏曾佑青少年时期受同乡前辈龚自珍、邵懿辰的今文学濡染。他于1890年成进士，官礼部主事、两江总督文案等职。1892年在京与维新人士康有为、梁启超相识，志趣相投，从此交往频繁。1895年，夏曾佑居留上海，其表兄汪康年正与梁启超等人创办《时务报》，遂为该报撰文，宣传“变法图存”。1897年，夏曾佑执教于天津“育才馆”，与严复“衡宇相接，夜辄过谈，谈辄竟夜，微言妙旨，往往而遇”。⑤今存夏氏藏书目录中，既博涉传统的经、史、子、集，尤其是佛学著述，又包括大量的近代算学、史地、科技书籍。清末流行的《生物原始》《进化新论》和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书也是其藏书。⑥故夏、严之间的学术交流相当密切，据王修植说：严译《天演论》《原富》诸书，均与夏氏“反复商榷而后成篇”。⑦夏曾佑协助严复、王修植创办《国闻报》，传播西学和维新思想，也是世纪之交废科举、兴学堂的推动者。 戊戌前夕，他在《国闻报》指陈科举及八股文的弊端：中国并非“人才不及泰西远甚”，问题在于“学非所用，用非所学，修之抑之，而令其趋于无才之地也”。中国亟需科技制艺人才，却不能从科举中培养出来，而改革科举的阻力在于“达官贵人自保一时权力”。⑧1903年至1905年，夏曾佑受聘为上海《中外日报》主笔，发表时论300多篇，涉及教育、时政、外交、实业、社会诸领域，于教育尤多建言。他反对政府加罪于学堂教育，还提出“惟有力行精神教育之一策”，在各府、县、镇、市皆设学堂，以东西各国的先进制度为课本，使学生明白富强积弱的根源，则日后改革能有“风行草偃之效”。⑨这在当时并非新奇之论，却充分表明夏曾佑对教育改革、发展的关注，可谓编写教科书的思想基础。 夏曾佑重视历史教育的作用，认为研习历史，“必有一书焉，文简于古人，而理富于往籍，其足以供社会之需乎!”⑩然而，当时并无切实可用的历史教科书，或者记载“多歧”，或者记事仍袭，均不能适应时代需求。1903年，夏曾佑丁母忧寓居上海时，商务印书馆主持编译事务的张元济提议，如果夏氏不想到馆办事，可以为该馆编纂课本，这便是其编《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的直接机缘。该书于1904至1906年共出版三册，不免带有初创的弱点，却多次重印，至1933年更名为《中国古代史》，升格为大学教材，影响深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