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国图志》是我国近代著名爱国思想家魏源编辑的一部关于世界知识的作品。该书的主旨是“师夷长技以制夷”，代表着鸦片战争后饱尝丧权辱国之痛的中国知识分子阶层的集体心声，曾长期影响着中国社会各界。作为一部图书汇编，该书第一版的主要资料来源于林则徐在广东禁烟时期搜集并编译的西人著述(后来命名《四洲志》出版)，兼采中文文献中的相关著述，而魏源也在第一卷加入了自己的编纂主旨。随着资料搜集日广，该书的体量也逐渐增加，从1842年的五十卷本到1847年的六十卷本，再到1852年的一百卷本，魏源的编纂最终占据了该书的大半。作为“最早开眼看世界”的中国人，林则徐和魏源看到的世界究竟如何？近几年台湾学者苏精先生已有相关论著予以揭示：通过还原《澳门月报》的英文资料来源，作者发现，由于翻译水准的局限，林则徐得到的关于世界的知识错漏百出。①但对于《海国图志》所介绍知识的真实价值，学界还缺乏东西方比较视野下的评判。近来从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获取的1850年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海国图志·日本》译介本，则提供了这样一种比较的视角。实际上，《海国图志》在初版几年后即引起了西方人的关注，先是德裔英国在华传教士郭实腊(Karl F.A.Gützlaff)，再是曾经担任过驻华公使、时任港督汉文参赞的英国人威妥玛。二人先后在广州的西人报纸《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上发文，前者主要对该书做了介绍和评论，而后者则对其中的一卷《东南洋·日本》进行了译介，从中可以发现同时期西人对该书的认识。以下便以上述两个文本为中心，对《海国图志》出版之初西人的认识进行探究。 一、郭实腊对《海国图志》的介绍 郭实腊，又名郭士猎，普鲁士籍新教传教士，鸦片战争前后曾长期在华活动。先后任过英国鸦片商人翻译、英国驻华监督机构翻译，参与过鸦片战争和《南京条约》的签订，是《中国丛报》的五大撰稿人之一。他著述颇丰，除了英、荷、德语等著作外，也有中文著译60多种，是近代史上极其重要却颇具争议性的人物。其对《海国图志》的介绍在原文中不具名，通过翻阅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为报纸整理的索引，可以确知其出自郭实腊笔下。② 该文发表于1847年9月，分卷介绍了《海国图志》的内容。从文章的开篇我们可以得知，在华西人得到的关于该书出版的信息是1844年：“在林则徐所提供的资料的基础上，魏源又搜集了京城资料，加上自己的写作，编成《海国图志》1844年夏出版。……我们从未在广州的书店看到这部书，所看到的惟一一部经一位朋友从上海带来。”③此外，该书经他们翻阅了一段时间后，就转到一位法国人手中并带回欧洲了。其装帧，“为雅致的八开本，12册，我们怀疑是金属活字印刷，其外观与通常中国人的书很不一样。”④这一说法促使我们重新关注《海国图志》的版本问题。学界一度认定1844年刊本是该书的最早刊本，后经吴泽、黄丽镛撰文明确了五十卷本的存在，并依据魏源在1842年(道光二十二年)为五十卷本做序及相关诗文记录，参以清人旁证，尤其孙殿起在《贩书偶记》中“《海国图志》五十卷，附图一卷，邵阳魏源撰，道光二十二年刊木活字本”的记载，将该书成书时间从1844年前推到1842年。⑤郭实腊的评论似乎支持这项早已被学界淘汰了的陈说。 但仔细考察则不然。其一，上文只是就一般的了解提到该书的出版，并未带有考证的目的，对早期刊本信息不明是极有可能的。其二，上文提到其刊本“疑为金属活字印刷，其外观与通常中国人的书很不一样”，与孙殿起在《贩书偶记》所记1842年五十五卷本为木活字本不同，后者正是“通常中国人的书”外观。因此《中国丛报》所说的1844年的刊本极有可能是1842年五十卷本的再版。洪九来根据版本目录文献所载和自己所见，列出了《海国图志》的先后19个版本，其中最早的当属1842年木活字刊本和1844年古微堂聚珍本(20册)。上文所提版本显然不是1844年古微堂聚珍本，因为它是八开本，12册。其三，进一步的佐证来自威妥玛译介《海国图志·日本》的序言：“以下作品被翻译的章节包括60卷，比1842年出版的第一版增加了十卷。”⑥在介绍“《武备志》摘录之二”时，特别指出“这项内容没有出现在海国图志第一版中”，⑦也即再次明确他看的是第60卷本《海国图志》，也为《海国图志》五十卷本首刊于1842年提供了新的证据。 郭实腊在文章中分卷介绍了《海国图志》的内容，夹杂了他的评论，并指出了书中存在的一些错误。值得注意的是，该文在介绍书籍的成文基础时，充分关注到这是林则徐在广东禁烟时所搜集的与外国相关的资料，故在通篇基本上撇开魏源，主要谈林则徐的眼界和认识水平。郭实腊对林则徐和鸦片战争的起因充满着偏见，在肯定林则徐才华的同时，认为他在禁烟的过程中“表现出卑鄙、残忍、无情、固执和不懂外交首要原则，将他的国家推向一场鲁莽的战争”。这一偏见在涉及海防内容的介绍时突出地反映出来。 首先，他看到了该书在中国书籍编纂史上的开创性地位，称其“在中国文学史上没有任何同类著作与此相当”，称这是一部“关于外国事务的文摘，政治、历史、统计数据的、宗教等等”，并简单提及其所引用的资料；也没有忽略魏源编著该书的主旨：师夷长技以制夷。⑧这一评价与当前我国学界的认识是一致的，即《海国图志》开创晚清典志体史书新局面，形成了以“综合体”编纂典志体史书的新思路。⑨ 文章认为该书值得肯定的内容有：“越南、暹罗和缅甸的地理报告杂集里有很多有趣的描述，各种各样关于这些国家的评论是我们以前从未在其他书中见到的，可从其中摘录。如果有人想知道过去千百年来中国与南亚这些国家的联系、对这些国家的感想，这部分内容很有优势”“对中印交往的历史的介绍提供了很多新知识”“婆罗洲在6、7世纪即向中国进贡。对这个大岛早已进入较高文明的假设证据，看起来是有史实依据的”“第12卷书日本是原始收藏，内容丰富，我们的出版者对此所知甚少”“他引用了一些记录证明基督教，或该国的信条(称作大秦和弗林之类)进入中国很早”“考虑到钦差大臣工作的繁杂，他仍愿意在业余时间处理这么多完全与自己的工作无关的事情，我们必须敬佩他的勤奋。他的政治主张不成体系……为了推进他国家的发展……十分值得称赞；但同时反复灌输对发明家的一贯嫉恨，比讥讽更甚”“最早由佛教徒传授的古代地理方面的文章被认为是很有教育意义的”。⑩这些认识体现出当时的西人对历史上中国与亚洲各国的交往知识贫乏，所见之处多是新知，故而感觉有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