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21)01-0122-18 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的关系至今仍对国家关系与世界格局产生重大影响。近代以来，随着中国所处国内和国际环境的变化，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思想经历了由对抗到共存的演进过程，成为中国处理对外关系实际进程中的基本理念。学界对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觉醒、各派各时期民族主义的表现形态的研究十分广泛，但对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思想关系的讨论尚不充分。 近代世界由民族国家构成，民族国家存在于世界关系之中，二者同时共在不会改变，相互冲突也不可避免。寻求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相对稳定、相对合理的共存关系是近现代思想史的永恒主题。迄今为止，中国大多数学人更注重民族主义的单面研究或马克思主义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关系的研究。 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与世界主义有相通之处(在一段时间内，国际共运史学界认为二者完全相悖)，①但前者毕竟主要是指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工人阶级对待祖国与本阶级国际大家庭关系的革命理论。因此，尽管研究马克思主义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关系至为重要，但不能替代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关系的研究。在这一领域，桑兵《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孙中山对新文化派的回应》(《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2期)讨论孙中山关于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关系的思想，提出了独到之见，而其他相类成果尚难见到。事实上，中国民族主义自萌生之时起，与世界主义的关系就受到有识之士的高度关怀。中国智者经百年相因不绝的追寻，在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关系问题上形成了一套具有启示意义的认知体系。 一、中国民族主义的萌生及与世界主义共存 学界对中国现代性民族主义思想的萌生与形成已形成众多见解，各家持据不一，结论各异，但也不无共相，大致都认定中国民族主义的形成与传统天下观的消退相伴而行。从众多论著看，学人所理解的民族主义思想与国家意识及国家权利意识相通。国家意识产生于对世界及由此形成的本国在世界体系中特有利益的认知。关于国人国家意识形成的时间问题，学界颇有争议。著名学者王汎森指出，中国人不知道中国是世界国家之一的观念延续很晚，“一直到陈独秀幼年时”，“仍然不能清楚意识到中国只是世界上许许多多国家中的一个”。②不知道中国是世界上的多国之一，自然不可能萌生民族主义思想。 史事显示，大致到1870年代以后，清廷的洋务重臣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产生了对“世界”较明确的认知。他们已知地球分为东西两半球，其中存在“英、俄、德、法、美”等“泰西五大强国”，③也认识到中国与地球上五大洲(未用“世界”概念)各强国存在利益竞争关系。④洋务官员们尽管已对世界及中国在世界上的处境有了较明确认知，但他们作为中兴名臣，并未因此放弃传统天下观，而是殚精竭虑以求自强，扶清王朝重回万邦来朝的中心地位。1873年，同治皇帝亲政大典引起又一次礼仪之争时，大多数清朝官员仍坚持令外国使节进宫致贺时按朝贡礼仪行跪拜礼，⑤李鸿章所持相反之见亦还只是以古人“王者不治夷狄”，但应“怀柔远人”，“不必概责诸万里外来臣服之洋人”行中国之礼立论。⑥在李鸿章这类洋务大员观念中，仍然只有以天朝为中心的天下，不承认有清国立于其中的世界。 中国传统天下观消解时间，学界大多认为应在甲午中日战争之后。⑦毫无疑问，甲午中日战争对更多中国精英人士的民族主义觉醒产生了重大影响，但笔者认为，甲午战争亦并非中国传统天下观断裂和现代民族主义萌生的标志。清朝皇室及其大小官员并未在甲午后抛弃传统天下观，许多趋新知识精英则早在甲午战前已形成了鲜明的民族主义思想。1882年，郑观应就指出中国不能“划疆自守”，自认为“居地球之中(心)”，而应自视为世界“万国之一”，否则将导致“孤立无援，独受其害”。⑧郑氏之见表明他已形成较准确的民族国家观念，认定中国是世界众多民族国家之中的一员，必须与万国共处，才能实现本国的利益。 传统观点认为，郑观应属于早期改良主义者，与他同时代的精英还有马建忠、王韬、陈炽等一大批人。这批近代精英对中国与世界的认知大体一致。在他们的观念中，中国是构成世界的一个国家，有自己特殊的利益需要保护。但在这一代人眼中，中国与世界并不对立，可以在一个规则下共谋发展。郑观应指出，世界万国完全可借助“公法”，实现公平相待，且主张中国应参与世界公法的制定，将“中国律例”与各国法律之间的相同之点确定为公法。虽不同但还可折中者亦可经过商讨取得一致，完全不同者则“各行其是”，不必“刻以相绳”。准则确定后，“大会诸国，立约要盟”，“永相恪守”。对敢于“背公法而以强凌弱，藉端开衅者”，各国得共讨“其罪”，直至“合兵灭其国”。如此，世界“和局可期终久”。守法的弱国可得“自立”，“无道”之强国亦“不敢自雄”。⑨出于这一理解，他们认为西方列强的富强并不是靠武力夺取而成，而是善于经商所致。马建忠指出，当时的世界强国如英、美、法、德、俄等，皆以“通商致富”。⑩薛福成认为，欧洲各国，“富国强兵全借于商”。(11)王韬亦说，英国就因“工商之务”，才“富强甲于地球诸国”。而“诸国”则因效法英国，在商战中群起“争雄”，才造成西方前所未有之“强盛”。(12)他甚至认为，英国1840年对中国“开战”也非真要以战争征服中国，只是要打通与中国“通商”之路。因此，中国不需采取对抗之策，而应按“彼既以商来，我亦当以商往”的策略应对。只要中国能振兴商业，夺取洋人独占之利，洋人便会“知难而退”，国家富强指日可待。(13) 学界过去视上述言论为郑氏等对西方重商主义的仿效，但笔者以为其中蕴含的更重要的思想要素在于，郑观应时代的中国知识精英既关心中国在“世界”中如何获取利益，由弱变强，有很强烈的民族自强意识，同时关心世界的永久安定，怀有一种特殊的世界主义关怀。在郑观应等人看来，西方列强进行的“商战”并非对弱国的经济侵略。而是在一个世界大市场中按商业规则各谋其利的公平竞争，列强可以在市场竞争中夺取中国的利益，中国可同样以商战加以回击，争夺列强的商业利益，通过商业竞争建构富强的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