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世纪英国对华进行商贸扩张和势力渗透的过程中，对华认知成为关键环节并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既有研究或从“近代外文报刊—信息整合与传播—中英外交”的角度，讨论近代报刊的情报效用和舆论营造对中英关系的影响；或从“译者—学者—英国的中国知识”角度，论述英驻华外交使节、领事，(简称“使领”)和译员的情报工作如何影响英国汉学发展，进而丰富英国政府的对华认知。①这些研究虽涉及影响英国对华决策的情报因素，但并未对英国驻华使领馆的情报工作、英方对华认知与外交决策的互动关系展开系统讨论。 基于此，本文拟按照“情报网络—情报搜集—认知中国—影响决策”的逻辑，通过系统挖掘英国外交部档案，②辅以英国议会文书和《筹办夷务始末》等资料，③呈现1843-1861年英国如何依托驻华使领馆构建情报网络，搜集中国商贸情报和内政情报，并探讨英方的情报工作如何形塑英国的对华认知，进而影响1868-1869年英国的对华修约决策。 一、英国驻华使领馆情报网的建立 英国政府的情报触角伸入中国，是以英外交部驻华机构为载体的。1843年，英国第一批领事进驻中国通商口岸，开启了英国政府摆脱东印度公司的情报限制，建立外交部直属情报网络的序幕。英驻华使领馆情报网络的构建经历两个阶段：商务总监兼任特使(Chief Superintendent of Trade and Plenipotentiary)并管辖领事阶段；公使(Envoy Extraordinary and Minister Plenipotentiary)兼任商务总监并管辖领事阶段。④两个阶段的次第演进不仅意味着英驻华使领馆建制的完善，也推进了驻华使领馆情报网络在纵向与横向两个方面铺开。 (一)商务总监兼任特使并管辖领事阶段的情报网构建 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英驻华机构进入商务总监兼特使并管辖领事阶段。这一阶段，英国政府未获派遣常驻外交使节进驻北京的权利，故任命管辖英国在华商贸事务的商务总监兼任对华外交特使，伺机前往中国“全权”交涉两国外交事务。鉴于条约准许英方派遣领事进驻通商口岸“专理商贾事宜”，⑤英外交部确定商务总监为驻华领事的最高长官，领事依从商务总监指令展开工作。⑥由于商务总监同时兼任港督，驻节香港，⑦英方遂建立起以驻港商务总监署为上级机构，各口岸领事馆为下属机构的纵向体系。商务总监虽具特使头衔，但在外交部的位阶仅相当于总领事。⑧ 商务总监和领事还有另外一层身份，他们均是英国驻华情报人员，驻华伊始即以商贸情报为重点，帮助英国政府掌握对华贸易情况。1844年，英国外交部指示商务总监德庇时(John Davis)： 有关各口岸贸易、航运之所有数据和描述应尽可能详细，并列表呈现。你应时刻关注领事常规数据搜集未包含的情报，如中国人生活方式、习俗、国内经济等英国政府十分感兴趣的情报。从国家的角度来看，这些情报可能是有用的，它为商业活动指明正确方向。⑨ 由此可见，英国搜集的商贸情报由两个层次构成：一为领事情报；二为商务总监情报。为获取商贸情报，英驻华机构通常采取常规性和自主性两类情报搜集方式。⑩领事搜集的常规性情报包括前来通商口岸开展贸易的英籍和其他外籍商船的船只信息、贸易地点、进出口货物数量及价值、中国口岸通货信息、物价信息等。(11)商务总监情报包括两类内容：(1)整合所有领事提交的各口岸贸易、航运数据；(2)补充领事常规性情报未包含的、有助于指导英国在华商业活动的情报，如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习俗、经济活动等。 以上述情报为基础，领事和商务总监会定期生成微观和宏观两种商贸情报。微观情报由包含一年中通商口岸航运、贸易数据的《贸易报表》和对数据进行分析、说明的《贸易报告》构成。宏观情报是以领事情报为基础的《五口贸易陈述》(Statement of the British Trade at Five Ports of China)。不过，《五口贸易陈述》仅是对领事提交数据的简单整合，无法反映五口贸易的详情。英国对华商贸情况的完整掌握，还有赖于某些领事对情报的自主性搜集。 需要指出的是，在中英条约体制下，由于领事裁判权的存在，英国外交部摒弃了19世纪通行的商人兼任领事制度，严禁驻华人员以任何形式从事商贸活动，将驻华机构经费纳入英国国家财政，(12)英国驻华人员得以实现全职、全薪。这对情报工作产生了两方面影响。 一方面，加强情报工作的专业性。英国秉持所谓“自由贸易原则”，规定驻外使领应为“英国海外商贸整体利益服务”而非“为单个商人代言”，商贸情报需呈现英国与当地贸易之全貌。(13)驻华使领全职全薪有助于他们摆脱自身利益的羁绊，站在英国对华贸易的全局搜集情报，从而提升情报工作的专业性。1857年，上海副领事罗伯逊(D.B.Robertson)的商贸情报就因符合要求而被英外交部列为各使馆学习的范本。(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