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在上帝那里，言词就是事情。而在人类这里，言词是言词，事情是事情。以言词做成的理论是一回事，现实的实践又是一回事。二者自然关联，却并不是一回事。就差别来说，正像马克思曾经指出的那样：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①他也曾卓越地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②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人们甚至可以看到一种极为刻薄的评论：“哲学和对现实世界的研究这两者的关系就像手淫和性爱的关系一样。”③对此类差别的洞察和表述，往往构成马克思见解的显著特点。 基于上述差别来看待言词与事情或理论与实践的关联，至少可以看到如下三种样式，即反思的关联、批判的关联和实践的关联。这些关联样式是本文要讨论和评估的。 反思的关联 反思的关联当以黑格尔哲学为典范。这是一种作为静观和思辨的“后思”，它合理地理解现实世界，把现实世界理解为合理的，但是它自觉地不走到现实世界的前面去，决不前瞻明天的事情，决不就未来指手画脚。黑格尔哲学是哲学的希腊理想——神性静观——的现代样品，它赞赏从永恒的观点看事情。不过，这种哲学也自觉地认定自己是现代的神义论，也就是说，它同时带有基督教神学的基因，带有辩证的或悖谬的历史意识，带有迥异于希腊理想的独特深刻性。因此，在末日并未实际降临的情况下，历史辩证法也并未功德圆满，历史辩证法似乎应该还有事情可做。换言之，哲学还有未竟的事业，它手持永恒的理性法则，指示现实如何走向明天。青年黑格尔派在黑格尔之后的德国情势演变之中，大致就发挥了黑格尔哲学里面的这种可能性，从而使理论与实践的关联呈现为批判的关联。 需要留意的是，黑格尔哲学那种反思的关联是一种独特的关联方式。当然不能说黑格尔哲学不关注现实。相反，人们甚至经常感慨，黑格尔哲学中有最厚重的现实内容。个中缘由，大概不仅仅在于黑格尔哲学一般地说是唯心主义的，而且应该说，黑格尔哲学的唯心主义是一种极有特色的唯心主义。在黑格尔那里，绝对知识可以视为上帝的智慧，它既是开端也是终结，是创造并安排一切的至高原则。 前面提到了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那么不妨细问一下，作为言词的“说要有光”④和作为事情的“有了光”，哪个更优越？按基督教传统，当然是前者。光或者世间万物，虽然实在，但也只是对上帝命令的应验和印证罢了。在黑格尔哲学体系的架构中，《逻辑学》在逻辑上是优先的和完足的。理念“自由地外化”为自然，并不是出于什么渴望满足的需要，而是出于自由的决定。⑤《新约》的《约翰福音》多少是模仿《旧约》的《创世记》的，但它表述得更加干脆利落，起首就是“太初有道”。逻各斯(Logos)不仅居先，而且就是上帝自己。在人间，言词(logos)是极为有限的，人事还需要许多其他因素。歌德的《浮士德》曾经刻画人间学究的彷徨，浮士德推敲对“Im Anfang war das Wort”(太初有道)的理解，他觉得应该理解为太初有Sinn(意、心、思)，更应该理解为太初有Kraft(力)，而最终应该理解为太初有Tat(为)。⑥浮士德的推敲和选择，都是人间事，涉及互不相同的言词、心意、力量和行为等项目，而上帝根本不需要这么麻烦，逻各斯就够了。在某种意义上，浮士德的这番思考，也可以视为黑格尔哲学的缩影。当然，黑格尔毕竟是人间人，他和浮士德一样，需要把圣言展开为哲学体系。但是，本质的内容作为言词已然完足，外在的自然只是其自由的显现。因此，局面根本不是像康德哲学所呈现的那样，物自身与感性、知性相互外在，前者刺激了后者，然后再有其他关系等等。倒是应该说，康德哲学的架构是比较合于人间常识的，观念的一百元和口袋里的一百元显然不是一回事。 但是黑格尔哲学拥有一种康德哲学认为人类不可能拥有的上帝眼光，在这种眼光中，现实不是言词所遭遇的外在相关物，相反，现实是言词本来就包含了的内容。进一步说，言词有内容，这不是言词的荣幸，仿佛恰好“言之有物”，相反，这是内容的荣幸，是现实的荣幸。因此，黑格尔哲学的“反”思或“后”思，它与现实的关联也便不是康德哲学意义上的外在关联，而是绝对精神在外化历程中的自我回返和自我认同。这种反思的关联不同于通常的科学知识的性质，它不受外在比照和验证的约束。当然，它也有自我约束，也就是说，它只对既成现实进行思考，而不染指未来。哲学通常是讲大道理的，道理之大，居然自觉地不管未来，这在哲学的各式各样的自我约束中也是特殊的一种。 黑格尔哲学包罗宏富，古今东西囊括殆尽，但就哲学与现实的关系来说，这种反思的关联却使它留下了某种严重的缺憾。黑格尔哲学的国家学说与当时普鲁士政治实际的关系就是一个常遭诟病的痛点。完全反对黑格尔哲学的人指责黑格尔阿谀逢迎，不完全反对黑格尔的人——例如青年黑格尔派——也对他的保守性感到不满。至少，在经验上，任何一种政治实际都算不得在合理性上已经是完满的。此外，对于不完全反对黑格尔哲学，也就是对黑格尔哲学有所继承的人们来说，反思性的思辨还留下一桩遗产，那就是对抽象概念的偏爱。这可能是哲学的优长，但却可能是社会实践的一种隐患。在认识或理论的意义上，对长时段、大范围的人类生活要形成理解，带有相当高度的抽象概念总是必需的。但是，这样归结事情的主体，虽然在反思上是高明的，在实践上却是大而无当的。一种抽象的理论不要求实践则已，一要求实践，在主体问题上往往就会陷入混乱。 批判的关联 批判的关联可以说是反思的关联的逆子，它既秉承反思的思辨哲学对一般理论的承诺，又不守不涉未来的约束。批判的关联激扬文字，指点江山，敢教日月换新天。 批判的关联虽然并不自许拥有上帝的眼光，但它却拥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气质或气象，这往往来自高深的文化教养。马克思曾作为其中一分子的青年黑格尔派，正是以高深的文化教养开始批判其所处的国家和时代，这种批判先针对宗教领域，不久延及政治领域。 在主观意识方面，有高深文化教养的批判的关联本身自然具备超越个人利害的崇高内涵，这往往能够支持一个这样的批判者“虽九死其犹未悔”。《莱茵报》或是《德法年鉴》的马克思，以及大致同一个时期的恩格斯，他们就是这样的批判现实的理想主义者。当然，要激烈地批判现实，其实是有条件的，这种条件本身往往为批判者所忽视。只有文明史具备了一定的社会条件，公开的批判才能存在。也就是说，即使像青年黑格尔派——包括青年马克思——这样有限的哲学批判⑦，如果没有当时德国一定的现代化文明条件，也便没有萌生的土壤和气候。客观的社会环境条件具备了，像《莱茵报》这样的报刊才能出现并运营一个时期，马克思也才能公开发表对书报检查政策、新闻出版自由等社会议题的批判性评论，也才会有恩格斯的“普鲁士新闻出版法批判”。即使后来《莱茵报》遭到查封，核心人物马克思却也没有什么恐怖的遭遇，可以说，批判的公开存在本身就印证了能够有批判出现的一定的客观社会条件。作为批判的批判，无非是要维护并提升这种社会条件罢了，尽管它并没有从根本上创造出这种社会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