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制作与实践:实践的完整性

作 者:

作者简介:
丁立群,1958年生,黑龙江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邓久芳,1981年生,黑龙江大学哲学院博士研究生。

原文出处:
江海学刊

内容提要:

对实践的不同理解导致哲学史上形成两种不同传统的实践观。亚里士多德的伦理—政治实践观表现为偏重道德与政治实践而贬低制作。培根转变了对实践的理解,他用科学、技术相融合的制作代替了亚里士多德的道德实践与政治实践,成为实践的首要内涵,这引发了现代性和技术理性主义的文化危机。总体上看,两种实践观传统都把生产性活动与自由的道德活动对立起来,都割裂了人类行为的完整性。马克思实践哲学摆脱了非此即彼的逻辑,克服了实践与制作的分裂,创立了总体性实践观。总体性实践观建基于劳动,通过劳动的自然与规范的双重意义,引申出主客关系与主体间关系,使体现主体间关系的自身目的性的活动(实践)与体现主客关系的单纯手段性的活动(制作—技术)统一起来,使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统一起来,从而超越了传统实践观。


期刊代号:B1
分类名称:哲学原理
复印期号:2021 年 09 期

关 键 词:

字号:

      实践哲学发端于亚里士多德,他打破了“德性即知识”的伦理—认识平行论,把实践从一般的关于世界本体和神的知识中分离出来,创立了实践哲学以致绵延至今。在这一演变中,实践哲学发生了很大变化,衍生出不同的实践观。实践观的核心词是实践,人们对实践的不同理解以及对实践、理论与制作关系的不同看法导致在哲学史上主要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实践观——“伦理—政治实践观”和“科学—技术实践观”。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实践哲学。亚里士多德创立了伦理—政治的实践观,开辟了实践与理论、制作分裂的先河。培根主要发挥了亚里士多德思想中的理论、制作观点,在近代世界观背景下,形成了科学—技术实践观——它虽仍然坚持实践与理论、制作的分裂,却是对亚里士多德实践与制作关系的反叛与颠覆。二者为马克思在实践观上的变革奠定了理论基础。

      亚里士多德的伦理—政治实践观

      亚里士多德首次从哲学上,把人的活动划分为理论、制作和实践三种形式,这一划分具有双重影响。一方面,它打破了苏格拉底的伦理—认识平行论,使伦理—政治活动与认识活动相分离,使关于人的领域的“知识”与关于神的领域的知识初步脱离,最终使实践哲学与理论哲学相分离,开创了“伦理—政治”的实践哲学传统。另一方面,这种三分奠定了实践哲学内部实践与制作分裂的传统,并为后世的实践哲学留下了理论困境。在亚里士多德哲学中,我们需要在理论、实践与制作的区分中把握实践与制作最初的分裂关系。

      第一,实践、理论与制作的含义与内容不同。理论的本性是一种以求知为目的的认识活动,它的对象是自然。在古希腊,“理论”最初是一个具有神学意义的概念,它表达了古希腊的自然观。受认识水平低下以及神话传统的影响,自然是一个具有神性的、永恒的领域,是人们惊异、膜拜和沉思的对象。在亚里士多德思想中理论仍然具有一定的神学意义。理论沉思通过求得对普遍性和必然性之真理的认识,把握事物最终的原因和原理,进而跟永恒的神性相契合。所以,它与人们的实际需要毫无关联,是“沉思”的思想活动。

      与求知的理论沉思相对,实践则是一种实际的行动。亚里士多德没有明确界定实践的含义,但我们可以从他诸多的论述中捕捉到“实现活动”的内涵。比如:“人的活动是灵魂的一种合乎逻各斯的实现活动与实践。”①他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论述最多的是“善”的实现活动,“人的善就是灵魂的合德性的实现活动”②。可见,“实现活动”实际上就是实践,实现活动的目的就是善。因此,实践本质上首先是一种实现个人的善的道德活动。个人的道德行为在城邦中、共同体中扩展为政治行为。所以实践还要包括实现城邦之善的政治活动。个人之善与城邦之善是一致的,二者共同关涉的是蕴含人在现世的终极关怀:在好的城邦中通过良好的道德行为实现个人的幸福与完善。可见,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主要包括伦理学和政治学,它是以道德实践及其扩大——政治实践——为基本领域的。

      与伦理、政治活动相对,制作是一种生产性活动,比如“建筑”。虽然它也是人的活动,但是亚里士多德特别强调“制作不同于实践”③。它处理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与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实践并不能互相包含。亚氏把“实践”与“制作”对立起来。“实践不是一种制作,制作也不是一种实践。”④

      第二,实践、理论与制作所依据的逻各斯的品质不同。逻各斯又可以称为理性。实践、理论与制作都是在一定的理性原则的指导下完成的。然而,三者依据的理性有着根本的区别。理论、实践与制作分别对应于三种理性即智慧、明智与技艺。理论所依据的理性是智慧。在对象上,智慧思考的不是个别的事务,而是思考普遍的具有必然性的事物。在方法上,“智慧必定是努斯与科学的结合”⑤。既然它要认识本原,必然要知道始点,并从始点推出结论。始点靠具有神性的努斯获得,结论靠科学进行演绎、归纳与论证。

      实践所依据的理性是明智(实践智慧),它不思考普遍的事物,而是思考与人相关的具体可变的事物,是关于使人公正、高尚和善良的品质。“明智是一种同人的善相关的、合乎逻各斯的、求真的实践品质。”⑥比如分辨善恶就是明智,人们会根据对善恶的分辨而去选择和行动。因此,实践是在道德的范导之下去实行的一种非技术性的道德活动,它与科学技术无关。

      制作与实践的理性也不相同。制作的理性是“技艺”,“技艺是一种与制作相关的、包含着真实的逻各斯的品质”⑦。它是指导人们按相关的技术或原理进行操作的品质,类似一种工匠的“手艺”。比如建筑术就是一种技艺,建筑作为一种制作活动就是在建筑术的指导下进行的。即制作是在技术的指导之下依据自然的原理去生产,它是与道德无关的处理人与物之间关系的活动。

      第三,实践、理论与制作的目的与自由程度不同。亚里士多德认为,所有的事物都以善为目的。但是,目的也有区别。“它有时是实现活动本身,有时是活动以外的产品。”⑧理论的目的是求知,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外在目的。“他们为求知而从事学术,并无任何实用目的。”⑨因此,这是有闲暇的神学家或智者从事的自由活动,是以沉思本身为目的的最自由、最高贵的活动。

      实践的目的在于行动本身的善,即做得好就是目的。除此之外也没有其他目的。“他们的善或出色就在于那种活动的完善。”⑩也就是说,实践的意义就在于实践活动本身。因此,在这种意义上,实践是一种不为外物制约的无条件的、自为的、自由的行为。如此一来,在古希腊只有那些不为生活所迫、摆脱生产劳动的贵族阶级才能成为从事道德实践或参与政治实践的主体。他们“为自己的生存而生存”(11)。即政治实践与道德实践都是自由的不受外物所奴役的实践活动。这样的实践活动是自由的,目的与手段是统一在一起的。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