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33X(2021)03-0001-16 历史不可能自我呈现，必须通过历史研究重构。历史事实、历史书写以及历史观这三者的关系，是历史学科能否建成人文性与科学性并重的学科不可能绕过的“卡夫丁峡谷”。 一、历史和历史书写中的重构 历史的客观性和历史书写的客观性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历史作为既往的人类活动的总和，是不依后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对于后人而言，历史已经是无可改变的既成的存在，具有与自然存在同样的客观性。习近平强调：“历史就是历史，历史不能任意选择，一个民族的历史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础。不论发生过什么波折和曲折，不论出现过什么苦难和困难，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史，中国人民近代以来170多年的斗争史，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奋斗史，中华人民共和国60多年的发展史，都是人民书写的历史。”[1]12-13 历史书写的客观性，它是对人们历史书写所达到的历史真实程度的评价。我们追求信史，就是追求真实反映客观历史的历史书写。但历史书是由人书写的。由于历史观和价值观念的不同，因而面对同样的历史人物、同样的历史事件、同样的时代，完全可以有不同的历史评价。不仅历史评价不同，史料的选择和运用也可以不同。在撰写中，人们对史料采取过滤、选择、取舍，以服从自己的历史观和历史评价。有选择就可能有偏见。选择的空间越大，历史书写的差别就会越大。如何处理历史的客观性与历史书写的客观性的关系是史学的根本性问题。一切有关历史的争论，都不可能绕过对历史的客观性和历史书写的客观性相互关系的不同看法。 我们重视历史，是重视历史的客观性还是重视历史书写的客观性，即史学著作的可信度？我认为，这两者都应该重视。重视历史的客观性，是指重视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发展的真实客观过程。历史是尝然，已经由存在转变为非存在，由有到无，而历史的书写则是在看似“无”中寻找“有”。刘知几在《史通》中说：“夫英贤所出，何国而无？书之则与日月长悬，不书则与烟尘永灭。”[2]詹姆逊在《政治无意识》中说：“历史只有以文本的形式才能接近我们，换言之，我们只有通过预先的(再)文本化才能接近历史。”[3]可见历史书写对再现历史客观性的重要性。 历史书写的客观性与历史的客观性关系并非相片与人的关系。历史的书写不是客观历史的摄影，而是对历史问题的研究。以问题为导向同样应该是研究历史的方法。历史研究的是历史中的问题，而不是追求再现历史的全景。因此，历史书写的客观性与客观历史不可能无缝对接，尤其不可能追求细节上的绝对同一。历史具有无限的细节，没有一个历史学家能复原一次重大历史事件或重大战争的全部细节。即使一万个历史学家都不可能详尽一次重大战争从统帅到士兵所经历的全部细节。做不到，也无必要。历史书写当然要重视细节，但重视的是对解决历史问题包括事件和人物具有关键作用的细节，而不是追求事无巨细、有事必录的细节。如果这样，这就不是书写的历史，而是要求历史自身的再现，如同要求死者复生。这是极其荒唐的历史观。 从后人角度看，谈论历史的客观性，当然离不开历史文献、历史文物和地下发掘，总之与当时历史有关的客观材料，都承载着历史的信息。我们的考古发掘对中国历史研究的贡献可圈可点。可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客观性，不仅要重视文献记载，或历史残存的遗迹或文物，同样也应该重视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即历史在当下的影响。我们的文化中存在的文化传统，我们的社会风俗习惯中的民风民俗，我们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之所以有如此的历史渊源和历史制约性，都是历史客观性的证据。我们必须摒弃历史与现实二元对立的历史观，要从现实中发现历史的客观性，从历史中发现现实中存在的历史必然性。一个国家、民族的历史、现实、未来，具有内在不可分割的客观关联性，这种关联性中就包含历史客观性的基因。 每一代人的活动都是在既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这个条件就是我们的前代人提供的，我们不可能在另一个条件下活动。中国的辛亥革命是在清王朝处于崩溃时发生的，因此它不可能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中国版。中国辛亥革命没有可能在中国建立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而只能是陷入军阀混战，因为中国辛亥革命并没有一个强大的资产阶级作为领导和支撑，还因为辛亥革命是在中国人民对腐败的清朝政府的不满和中国当时处于被西方帝国主义入侵陷于亡国灭种的情况下产生的革命，并非资产阶级壮大的需要。因此在辛亥革命后难以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而只能出现代表不同利益，由不同帝国主义支持的军阀混战。国民党背叛孙中山先生的理想和临终遗嘱，在统一之后建立的是代表大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大地主利益的政权，而并非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是继承孙中山先生的未竟事业，不同的是我们以新民主主义革命取代旧民主主义革命，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不懂中国近现代史，就不懂中国共产党何以能包容孙先生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理想而建立一个自由、民主、平等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正如马克思所说，我们都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4]。如果我们不了解中国的历史，尤其是不了解中国近代史，就不可能真正了解中国的道路选择和制度选择，以及这种选择中包含的优秀历史传统的继承和改造。 我们重视历史的客观性，重视考察中国问题的历史角度，重视历史溯源，但我们同样重视历史的书写，即重视历史研究的客观性。历史的规律是隐蔽的，是看不见的内在动因，必须通过研究才能发现。科学的历史书写就是使客观历史中蕴藏的规律性和内在连续性、继承性和因果性，通过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以及彼时彼地的人民生活方式，为人们所理解、所掌握、所运用。我们不可能直面历史，而只能通过历史著作学习历史。历史书写，无论是通史还是断代史，都有历史著作的特点，也就是历史都是顺时性书写，即从前往后写。无论是通史或断代史都必须以解决历史问题为导向，并对现实问题的回答有溯源意义。因此历史的书写既以事实为依据能合理地阐明历史由何而来，又能合理地推测历史向何处去。这样，历史书写就超出单纯记事的水平而上升到以问题为导向的具有历史规律探索的高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