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引言 外向型经济区是指以发展“出口主导型经济”为主体，以国际市场需求为导向，依靠优先发展出口产品生产、参加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来带动经济发展的区域，既是与国际接轨最紧密的区域，也是受经济全球化影响最深远的区域。外向型经济区的制造业布局，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全球劳动分工与生产网络组织的影响，表现出完全不同于一般制造业集聚区的空间特征与演化机制。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我国东南沿海的珠三角与长三角地区率先基于产品内分工被纳入全球价值链的生产体系，形成加工贸易为主导的外向型工业化模式，通过吸收、承接国际代工订单不断进入价值链的全球生产网络，快速完成了产业结构调整并实现了经济腾飞。近年来，由于受到环境约束、投入要素价格上升等影响，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模式遭到严峻挑战，制造业空间开始新一轮的重构。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产业转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1]，与我国新一轮经济转型、国际金融危机等形成历史性交汇，表现出不同于以往的多元化过程与不同尺度的空间响应：一是，欧美发达国家的一般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继续向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转移；二是，受欧美等发达国家“再工业化”的影响，部分高端制造业开始回流；三是，受劳动力等成本上升因素的影响，大量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企业开始由我国东南沿海向越南、缅甸、印度、印尼等劳动力更低廉的新兴发展中国家转移，或者由我国东南沿海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且这一趋势还在加强。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的多元化过程在珠三角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在经济区域内部出现制造业企业迁出(或退出)、迁入并存的新现象。这一新现象与“核心—边缘”理论所描述的核心与外围之间的集聚、扩散过程有很大区别，是核心区域内部，在集聚、扩散效应共同作用下，同时出现增长与衰退的空间分化。这其中包含着一系列值得深入研究的科学问题，如：为什么在同一经济区域内部会同时出现制造业企业迁入与迁出并存、旧产业区衰退与新产业区增长并存的新现象呢？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是引起我国外向型经济区“产业空心化”的导火索还是促进其产业转型升级的契机呢？全球化变迁、国家(地方)制度变革以及区域禀赋变化如何深刻地影响我国外向型经济区的制造业空间重构，其企业层面的微观作用机理是怎样的？ 综上所述，探索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背景下我国以珠三角为代表的外向型经济区域内部有别以往的制造业重构过程、效应、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理论上，新时期我国外向型经济区域制造业空间重构既是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的缩影，也是亚洲新兴经济体增长动态大转变的缩影，为深刻理解新一轮产业转移，研究新时期制造业空间重构的过程、效应与机制，提供了全新、绝佳的样本；同时，通过研究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背景下外向型经济区域内部出现的新现象与新机制，对新时期产业空间重构的本土化理论探索具有重要意义。实践上，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背景下，外向型经济区域的空间重构不仅涉及经济转型问题，还将进一步带来城镇化、环境、社会经济的多重响应，给区域规划、管理带来挑战。 本文将按照“多元化区位过程→多尺度空间效应→多重动力机制”的内在逻辑和分析框架，围绕新一轮国际产业背景下我国外向型经济区域制造业空间重构这一新的地理现象，通过对国内外产业空间重构理论基础与研究视角的梳理，提出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背景下我国外向型经济区域制造业空间重构的科学议题、研究思路与分析框架。本文旨在抛砖引玉，以期引起学界更多的关注以及更深入的思考。对这些理论与科学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将为我国外向型经济区域积极应对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主动谋划转型与发展提供科学参考与政策依据，同时也将为我国“一带一路”倡议与对外开放战略提供理论依据和科学支撑。 1 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与我国外向型经济区产业空间重构 1.1 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 关于国际产业转移，目前在学界已达成基本共识，即二次世界大战后迄今，全球范围内已经完成了三次大规模的产业转移(表1)：第一次在50年代，美国将钢铁、纺织等传统产业向日本、德国等地区转移；第二次在60-70年代，日本、德国向亚洲“四小龙”和部分拉美国家转移轻工、纺织等劳动密集型加工产业；第三次在80年代，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和亚洲“四小龙”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把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低技术型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特别向中国沿海地区转移。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国际产业转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诸多经济学者认为，全球“第四次产业转移”已经展开[1]。
与前三次产业转移相比，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面临更加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表现出独特的双向转移特征：一方面，欧美发达国家的产业还在继续向中国等发达中国家转移，但受劳动力等成本上升因素的影响，大量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企业开始由中国向越南、缅甸、印度、印尼等劳动力更低廉的新兴发展中国家转移，或者由中国沿海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另一方面，受欧美等发达国家“再工业化”的影响，部分高端制造业开始回流。以珠三角为例，渣打银行2015年度珠三角制造业调查报告显示，20％的受访企业表示计划向内陆迁厂，首选湖南、广西等周边省份，11％的受访企业计划向海外迁移，首选越南、柬埔寨，其次是印尼、孟加拉和斯里兰卡。这与此前国际产业转移均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作单向转移有很大差别，建立在比较优势、产品生命周期等上的传统国际产业转移理论对此的解释有限(图1)。与此同时，我国制造业发展受到巨大冲击，既面临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双向挤压”，又面临失去低端制造业和失去高端制造业的“双重危险”。据Wind统计数据，以制造业为主的沪深两市上市公司2012年上半年净利润同比下降近15％。有研究提出，中国制造业正遭遇改革开放以来最严峻的“空心化”危机。此前三次产业转移，本土留下的都是拥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有学者提出“第四次产业转移后，中国还能剩下什么？”，对此次转移结果充满担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