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多年来,中国建成了门类齐全、独立完整的现代化工业体系。中国工业体系的不断完善和发展得益于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一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实现了工业从无到有的突破;二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充分利用低价劳动力优势,承接国际产业转移,使中国工业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在全球产业演进和竞争中不断发展,实现了工业从有到全的进步,如今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制造业规模第一的经济大国。当前全球经济低水平徘徊,各国“再工业化”政策引发产业回流,全球工业进入产业争夺和格局重构的阶段。同时,中国劳动力成本和土地价格不断攀升,要素红利减退,亟需寻找新红利以应对逆全球化趋势,提升中国工业在全球产业链中的竞争力。面对大而全的工业基础,应该充分发掘工业自身的产业与空间结构红利,从集聚中寻求利益增进。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指出,“各地区要根据自身条件,走合理分工、优化发展的路子,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水平,打好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的攻坚战[1]。”那么,现阶段中国工业在空间上的分布是否构成分工和互补?不同的空间尺度下这种空间关联性有何差异?这种差异形成的原因是什么?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发现国内研究多聚焦于中国工业的集聚格局,这些研究主要分为两类:①研究全国或特定空间的工业集聚格局的时空演化[2-4],这类研究的数据多取自《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以空间基尼系数、胡佛指数等方法测度全部工业在省或市层次的集聚,发现工业的空间分布呈先集聚后分散的特征;②研究特定产业在空间上的集聚特征[5-6],这类研究多选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或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的微观数据,测度单个工业及其关联产业的集聚程度。 随着产业不断细分,国外学者们不再只关心单个产业的集聚特征,开始关注产业的异质性和配对产业的同地布局[7-8]。Ellison等首次提出了“结对集聚(Coagglomeration)”的概念①,并先后构建了3个测度集聚的指数,分别为
、
和
,统称为EG指数[9-10]。其中
测度单个产业的集聚程度,
测度一群存在关联的产业的集聚程度[9],
是Ellison等对
的简化,测度两两配对产业的集聚程度[10]。国内有学者测度了
[11-13]、
[11]和Devereux等提出的简化的
[14-16],用以研究全国层次的产业集聚问题;也有学者将
和投入产出表相结合,选取了集聚度较高的4个产业进行分析,测度单个产业的空间关联性[13],但该方法不易同时测度所有产业的空间关联性。
指数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但因计算复杂度影响,目前还没有用
测度不同空间尺度下的结对集聚的经验研究,也没有把
和投入产出表相结合的研究。 参照已有研究,本文进行3方面改进:①在研究范围上,产业在不同空间尺度上的分布具有较大的差异[17],大量学者研究全国工业在省、市层次的集聚格局,极少比较不同空间尺度内部的差异;②在研究对象上,多数学者仅研究了全部工业的空间分布,忽略了细分产业的异质性;③在测度方法上,一些集聚指数仅能反映产业在某空间的规模集中,而不能测度大量企业在空间上的地理集聚。因此,本文把测度产业空间分布的
和测度产业关联的投入产出系数相结合,首次构建集聚关联指数(ACX)和关联集聚指数(CXI),前者用来测度在空间上出现集聚的产业是否具有较强的上、下游关联,后者用来测度与某产业有关联的其他产业的空间分布特征,以研究中国工业的空间关联性。
本文有以下两方面贡献:①把研究从产业集聚向产业链集聚推进,既测度了与单个集聚产业存在关联的其他产业的集聚格局,也测度了区域内所有集聚产业的关联程度;②考虑了不同空间尺度的差异性以及利益冲突与矛盾。空间尺度具有多层次、嵌套性的特征,研究产业的空间性需要确定两个空间,即研究空间和基本单元,前者是研究范围,后者是聚焦对象。这两个空间都存在不同尺度,本文比较了在市、省、城市群②、长江经济带和四大板块等5层研究空间里,产业在区县、市和省3种基本单元的空间关联性(表1),并以重点城市群为例,用细分产业的关联集聚度分析存在空间关联性差异的原因。 2 数据说明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说明 本文选用2005年、2007年和2012年的投入产出表分析产业关联;选取2003-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处于“营业”状态的企业为样本,测度工业企业的空间分布。考虑数据可得性和有效性,本文对工业企业数据库中的异常值做以下处理:剔除工业总产值小于等于0、工业增加值小于等于0、固定资产净额小于等于0、出口交货值小于0、职工人数小于8人以及存活时间不足1年和超过60年的企业。同时,为匹配上述数据中的产业,本文以GB/T4754-2002和GB/T4754-2011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二位数产业为主要研究对象,并将部分二位数产业合并,共研究25个工业产业(表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