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901.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462(2021)04-0183-09 作为人地地域系统的子系统，乡村空间系统是由物质空间、社会空间以及文化空间构成的、受内核要素和外缘因素共同作用的多重空间系统的统一体[1]。现代化和城镇化进程中我国乡村正经历着急速的转型，人口、社会经济和信息技术在城乡间的频繁流动打破了传统乡土社会的封闭和稳定，城市文化、资本、信息技术正在各个层面重塑着乡村的社会文化与经济形态，乡村的空间形态与内在机理也发生了快速的变化与重构。在以乡村为起点的改革开放的40年里，乡村历经了非农化发展和乡村衰落的过程。近年来在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建设、乡村振兴等国家战略推动下[2]，城乡统筹成为乡村发展的新路径。乡村将迎来土地结构、社会经济结构的全面整合，而乡村空间整合是其中重要的一环，研究乡村空间系统的构成要素、内涵及其之间的有机镶嵌关系，对理解新时代乡村社会文化、政治经济整合及重构有着重要意义。 我国关于乡村空间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乡村地理学、经济地理学以及社会文化地理学。这些研究部分基于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于区域层面[3-6]、村域层面[7-11]展开对乡村聚落空间演变过程和机制的研究与探讨，部分从三生空间与空间规划视域下探讨乡村空间的演变与优化策略[12-13]、空间的分类与功能[14]。例如在乡村三生空间的研究中，梁发超等人基于“居住场势”理论分析并建构了乡村空间重构模式的识别方法，其中乡村的功能导向与资源禀赋是空间重构发生的主要因素之一[15]。何焱洲等剖析了乡村生产空间系统功能的空间分异特征，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不同地域的乡村空间功能优化方法[16]。王成等人在对乡村生产空间演化、机理、优化调控等层面的分析上构建了乡村生产空间的研究框架，强调生产空间要素的识别与界线的确定、人地作用机理以及对历时数据的跟踪是未来乡村生产空间应重点关注的[17]。李二玲等人认为中原地区的农业产业集聚和企业衍生作用推动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乡村空间的重构[18]。健康空间作为乡村生活生态空间的一部分，与乡村人居环境、健康水平提升有着紧密的联系，通过对存在公共健康隐患的乡村空间要素的提取与修复可以消减乡村公共健康带来的隐患威胁[19]。快速城镇化过程中乡村面临着内部要素的改变和外部政策、市场的调控，乡村重构成为国内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话题，如龙花楼等从空间、经济、社会层面探讨了乡村空间重构的实现路径[20]，其中土地整治是乡村农用地、空心村和工矿用地整治的重要依托[21]。杨忍等对我国乡村发展转型与重构的内容和逻辑主线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总结，强调乡村重构重在对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探讨中揭示不同地域类型区的乡村重构、发展过程及演进机制[22]。 国外关于乡村空间的研究展现了学者对日常生活实践的关注，研究脉络经历了功能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建构主义三个阶段，强调乡村聚落、经济、文化、社会多重空间的叠加，认为空间是可以表征社会的、具有主体性和动态多维性的[23]。在此导向下，国外对乡村空间的研究呈现消费主义、后生产主义以及社会文化转向的态势，尤其以多功能、全球化的乡村转型日渐上升为近些年西方乡村空间研究的热点。事实上，国外关于乡村空间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学者对乡村空间的思考，推动国内学者在对乡村空间的发展过程—机理—调控关注的基础上[24]，开始关注政治经济背景下由多元利益主体主导的乡村空间的生产以及其与权力、政治之间的关系[25-26]。如朱竑等基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分析发现外来资本精英和治理精英利用物质空间塑造和社会关系推动了乡村空间的再生产[27]。林耿认为乡村空间是一个涉及多元主体、跨越多重尺度的空间，乡村空间镶嵌于乡村与城市的复杂过程、话语和实践之中[28]。其中旅游作为一种凝视推动了乡村空间系统在土地异化、物质空间、社会关系及景观格局的更迭中不断向多元化、复合化发展[29]，与此相应的，乡村社会关系的异化将引发空间形态的变化[30]。 国内已有的对乡村空间的研究从关注乡村空间格局—过程—机理—预控、三生空间、空间转型和空间重构的人地地域系统探讨，拓展到对地理学文化转向、后生产主义以及空间生产视角下“家—社区—乡村空间”、权力空间等不同尺度的乡村空间研究。这些研究从宏观转向微观，试图解析快速城镇化进程中乡村空间系统在不同尺度、不同层面发生的转变和动力机制。虽然对乡村空间的研究愈发得到重视，研究内容也更加多元化，但是对于乡村尤其是民族村寨在物质、社会、文化等在不同层次的空间意涵、逻辑关系以及现代性介入后民族村寨发生的转变与重构等仍未有系统的解读。因此，本文将从不同的层面对傣族的村寨空间展开解读，并探讨傣族社会文化、政治经济在现代性及其产物介入后村寨空间在不同层面发生的转变与重构。本研究将丰富中国人文—经济地理学探究乡村的文化意义、社会关系与地理空间等多维要素相互建构和生产的理论研究[31]，补充和完善我国乡村研究的理论体系。 1 傣族村寨形成的地理复杂性与文化多元性 云南省纵横起伏的地形和地质断陷作用下，星罗棋布的山间盆地成为傣族村寨物质空间形态多元性的自然基础。其中德宏州低山、平原相间的地形结合其间众多的河流湖泊构成了傣族典型的住居自然环境芒市坝区、瑞丽坝区、陇川坝区等平坝地区。而延绵数百里的哀牢山、红河堤岸以及周边彝族等多元文化作用下，孕育了傣族的支系花腰傣。地理空间分布上，云南的傣族村寨聚落集中分布于云南省的中部和西南地区，并以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与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为主。此外，红河州下属的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普洱市下属的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景谷傣族彝族自治县，玉溪市的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以及临沧市的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等均分布有少数傣族村寨聚落(图1)。地理特征上形成了以傣族为主体民族的大区域民族聚居区，如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以及以其他民族如苗族、彝族、哈尼族等为主体，以傣族为辅的多民族小聚居区，如玉溪市的元江县、新平县等[32]。云南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构筑了傣族村寨的环境生态本底，地理环境的复杂性决定了傣族村寨空间的多元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