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作为承载和体现中华民族传统文明的重要载体，传统村落在席卷城乡的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中，面临剧烈的重组、分化与严峻的保护问题。传统村落的存亡不仅关乎文化多样性的存续，也关乎乡村重构与建设的成败，其保护与利用不仅涉及乡土建筑和人居环境的保存，更涉及传统文化和社会关系的发展。为了全面掌握中国传统村落的生存状态和构建科学有效的保护体系，住房城乡建设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财政部联合于2012年起开启了五批传统村落评选运动，共计评选6819个传统村落列入国家传统村落名录。但传统村落名录仅仅是传统村落保护工作的开端，实现其可持续发展与中华文明的传承才是最终目标，因此传统村落的可持续发展之路仍任重道远。目前传统村落相关研究主要为定性研究，其评估指标体系则集中于村落价值[1-3]、保护程度[4-5]、乡村性[6]、旅游环境[7]、人居环境[8]、空间演化[9]、风貌演变[10]、脆弱性[11-12]、居民感知[13-14]、开发潜力[15]、利用度[16]、旅游可持续性[17]、农户乡村旅游适应性[18]、公民性[19]等，其中钟士恩等构建了古镇遗产保护与旅游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20]，尚未有传统村落整体可持续发展的评估体系。而可持续发展研究多为国家、区域、城市等宏观尺度评估，鲜有针对乡村社区的微观尺度研究，特别是常规社区或乡村评价体系也不适用于承载独特遗产价值的传统村落可持续评估。因此，尽管已经积累多年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但是学界与政府仍难提出切实可行的传统村落评价、保护与利用指导理论和实践方案。 在此背景下，建立中国传统村落可持续发展评价体系，准确评估中国传统村落的可持续发展水平和进行持续追踪监测，不仅可以进一步延续传统村落评选运动的作用、凸显传统村落价值、提高传统村落社会认同感，更可指明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的方向与原则，从而更好推动中国传统村落的可持续发展。而在理论研究层面，传统村落定量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可以突破以往定性研究局限，从横向、纵向与尺度三个方面拓展传统村落时空研究。 本文基于对中国多个地区传统村落调研基础上，界定与把握传统村落的本质属性和核心矛盾，使用层次分析法、德尔菲法和专家判断矩阵等构建中国传统村落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构建中国传统村落可持续发展评价模型，并以广东省10个传统村落为例进行实证检验和指标体系修正。本文对于传统村落保护和乡村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指导意义。 2 概念界定与理论建构 2.1 传统村落 传统村落是指村落形成较早，拥有较丰富的传统资源，具有一定历史、文化、科学、艺术、社会、经济价值，应予以保护的村落[21]。传统村落在长期的农耕文明发展历程中凝聚了众多历史信息、文化景观和民族记忆，在长期沉淀和积累中形成了各自独特的生态人文景观，真实记录和传承中华民族的农耕文明[22]。因此，不同于一般乡村聚落，传统村落具有农耕文明的物质载体、乡土社会的基层单位、历史进程的文明印记、民族和传统文化的活态遗产、民族认同的记忆纽带以及当代经济视角下的旅游资源等多维度价值。李连璞认为历史文化名村所具有的本质聚落属性、附生遗产属性以及衍生旅游资源属性决定其持续发展的三个层次：聚落属性的持续发展、遗产属性的有效保护和旅游资源属性的科学利用，并认为旅游资源属性的科学利用是纽带，是其可持续发展的唯一途径[23]。 本文认为传统村落的本质属性是一直存有的社区(聚落)基本属性，即传统村落首先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最基础的社会结构单元、当代国家体系中最基本的行政管理单元和在地居民最重要的生活生产家园。社区属性是传统村落自古至今不变的本质和基本属性，当社区属性所承载的功能弱化，传统村落也将衰败。另一基本属性则是遗产(文化)属性，即在现代语境下，传统村落成为一个民族或国家的文化遗产，这是社会发展到当代所赋予它的新属性，也是被国家话语体系认可赋予传统村落名号、区别于一般村落的独特属性。而旅游资源属性是从两个基本属性衍生出来的价值转移所形成的新的附属属性。因此本研究更关注传统村落作为一个空间组织整体发展的可持续性问题，回归到传统村落的社区和遗产基本属性来评价传统村落的可持续发展现状以及未来可持续发展潜力。 2.2 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是全人类共同追求并不断探索的一种社会经济发展模式[24]。其定义自1987年首次提出以来，历经学者们不断发展，均包含两个基本要素：“需要”和对需要的“限制”，即在严格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和保护环境、资源永续利用的前提下，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25]。此后，国内外研究机构和学者针对如何评价城市与区域可持续发展水平，从生态学、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等不同学科出发，提出大量理论、分析方法、评价指标和研究框架[24]。在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2015年联合国通过了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中国于2016年发布《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国别方案》[26]。即使SDGs在统计、计量与严谨性方面仍存在很大争议和难度[27-29]，但是其指明了可持续发展的明确方向，非常符合当今世界政治形势，也极具实践价值，已经得到全球共识。在可持续发展评价尺度方面，已有研究涵盖国家、区域、市县和社区不同尺度，但对于乡村社区尺度可操作性不强，更尚无可应用的传统村落可持续发展评价体系。在可持续发展评价方法方面，黄茄莉将评价方法分为指标列举法、流量分析法和系统分析法三类，认为现有评价方法存在对可持续性评价框架背后的机理研究较少、指标选取具有一定随意性、指标标准化、赋权及集成方法的选取无统一标准、极少方法提出可持续发展阈值范围等问题[30]。本文在遵循全球统一的SDGs原则下，试图构建中国乡村社区尺度的可持续发展评价体系，并探索评价方法现存问题的解决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