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图书馆机构用户，欢迎您！
“十四五”规划，将建设现代化都市圈提上了新发展阶段的重要议程。系统分析影响都市圈发展的诸要素，得出结论：向心通勤率不适合作为我国都市圈界定标准；1h交通圈是都市圈、经济圈和生活圈等概念的基础；都市圈的产业集群是一种高级生产关系；都市圈公共服务的一体化和均等化需作为重要公共政策；应探索实践都市圈生态保护和修复的协同规划与发展模式；行政区划调整与都市圈发展同步或适度超前有利于都市圈培育。由此，提出了以1h交通圈为基础，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都市圈空间范围识别标准。即一级腹地和二级腹地，二者反映都市圈发育程度。建设现代化都市圈着重推进从低向高发育阶段发展。同时从确定容量、建构格局、制定标准、建立机制等方面提出了相关建议。
2 都市圈概念及界定标准综合评述 2.1 城市群与都市圈之间概念不清、相互交织 我国关于都市圈的研究始于19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如表1所列举)，其概念衍生于城市群概念，且对两者的讨论时常交织进行。 2000年以后，对都市圈的讨论进入到城市规划领域中，张京祥等(2001)、陈小卉(2003)对都市圈进行了比较系统的阐述，认为都市圈是指一个或多个核心城市，以及与核心城市具有紧密社会、经济联系的，具有一体化倾向的邻接城镇与地区构成的圈层式结构。2002年，南京、徐州都市圈规划相继开展，使都市圈在我国从概念走向实践。2014年，都市圈被写入国家官方文件——《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2019年，在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的《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中将都市圈界定为：城市群内部以超大特大城市或辐射带动功能强的大城市为中心、以1h通勤圈为基本范围的城镇化空间形态。2020年9月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印发《市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指南(试行)》提出，都市圈是中心城市为核心，与周边城镇在日常通勤和功能组织上存在密切联系的一体化地区，一般为1h通勤圈，是区域产业、生态和设施等空间布局一体化发展的重要空间单元。 汪光焘等(2019)系统性地探讨了我国现代化都市圈的内涵，提出“实际上与法律体系、行政体系等密切相关的以下两个判断”，是讨论都市圈内涵的认知基础。即：①研究都市圈应以城市建成区以及市域城镇体系作为空间基础。区别于同一市域内城镇体系协同发展，都市圈是跨行政区划中心城市建成区与周边中小城市建成区和小城镇之间的协同发展，后者就是都市圈概念认识的基础；②研究都市圈应该重视城市行政管理职能。 2.2 都市圈概念进展综合评述 虽然经过多年的讨论，都市圈概念已基本被学者所应用，但由于我国统计区域的不确定性、统计数据的缺失，其空间识别界定标准仍未达成共识(冯健，等，2012；钮心毅，等，2018)，直接影响到建立跨区域协同发展的动力机制。但已取得共识的是：第一，都市圈是城镇化进程中城市发展的高级别城市空间形态。它的形成既与城市建成区公共设施服务能力的不断完善有关，又与地价攀升，级差地租促使居民外迁居住和低附加值产业转移等密切相关。这就是一般意义上，用通勤圈界定都市圈统计范围，更多的是通勤人口比例，而不以1h通勤时间为边界划定。第二，国际共识的都市圈，包括日本、美国等国的城市行政区域面积小、都市圈往往覆盖中心城市行政区和周边毗邻的多个行政建制的城市。相对而言，级差地租虽对我国城市和都市圈发展的影响同样存在，但由于国内外行政建制的区域范围差别往往有几倍甚至几十倍之多，因此，并不能直接借用国外基于通勤的都市圈概念。这也可以理解为我国学者在城镇化水平不高的时候，引入国际经验，将都市圈和城市群混淆，或者力争说明清楚而提出各自理解的名称和概念。这两方面的共识是破解现代化都市圈概念的切入点。 推进建设现代化都市圈，还需要关注以下内容。一是，国外理论研究衍生出如世界城市、全球城市、全球城市区域等概念(Sassen S，1991；Scott A J，2001；Taylor P J，Derudder B，2004)。2000年后我国学者(顾朝林，2009；胡彬，2011；李郇，等，2018)也开始将这些概念引入中国，网络社会对都市圈的影响到底有多深入，核心城市如何与周边城镇进行更好的合作？都市圈治理能力和体系的发展重点在何方？这些方面仍需做很多工作；二是，中心城市必须承担起更多的责任和义务，通过多途径支持周边地区的发展。如果能培育若干集聚人口能力较强的城市，就能完善都市圈和城市群结构，比如，京津“双城记”发展到“多城记”，有效吸引过于密集的中心城区人口资源自愿向外转移(京津冀城市群，核心城市新增城镇人口比重由2010-2015年的72.4％下降到2015-2018年的29.4％(张颖，桌贤，2020))，转向城市网络中的周边城市。把城市群和都市圈作为未来中国城市化政策的重点，需对城市群和都市圈有正确的理解和认识，并深入研究我国现代化都市圈的概念及影响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