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英帝国而言，确保对自然资源的获取与控制至关重要。鉴于自然资源之于英帝国的重要程度，本文所呈现的只是一些英帝国环境史的显性主题，其中尤其关注能动性、规模与交换等议题。又由于空间与时间的限制——尤其是帝国广阔的地理范围及其学术研究的宽泛程度——笔者的研究对象必然是选择性的。在讨论不同地区，进行不同的案例研究时，笔者特别强调在帝国内部考察互联且比较的环境史的潜力。这些案例研究挑战了将帝国划分为所谓白人移民殖民地(如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与南非)以及其他殖民地(如非洲、亚洲与加勒比海)的传统做法。 环境史与英帝国 在20世纪70年代的北美，环境史从不同的源头发展成为一个特殊的历史分支学科，并在此后传及其他地区。受环境抗议运动的催化鼓动，环境史学家开始有意识地对那些仅将自然视作人类活动舞台的历史研究做出回应，并从文化、经济、政治与物质等层面对自然与人类之间的互动进行考察。①由于环境是帝国扩张的核心，因此环境史学家尤其适合为重新理解英帝国史做贡献。 获取、控制并分配帝国的自然资源需耗费不少时间、精力和金钱，不论对帝国政府还是个人而言皆是如此。帝国的财富和运作很大程度上建立在这样一种模式上：殖民地的自然资源在英国被加工成制成品，这些制成品反过来又被出售到殖民地。这种无形帝国(Informal Empire)的形成，最早可追溯至英国人在北美定居，以及贸易公司对北美(皮毛)看似无边无际的“资源边疆”(resource frontiers)和东南亚与南亚(香料、茶叶、丝绸、瓷器)进行控制的尝试。在1776年失去北美殖民地后，英国将注意力转移到其他地区，继续致力于帝国的扩张。19世纪末，英国基本控制了印度、斯里兰卡大部分地区以及一些非洲殖民地，更不必说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殖民地，以及东亚、南亚与西印度群岛的边边角角了。② 在帝国主义者看来，帝国扩张的正当性很大程度基于这样的论点：既然英国人比殖民地的非欧洲群体更懂得合理利用自然资源，那么由前者来接管后者就合乎情理。基于《圣经》和法律论据，欧洲人笃信，以私有财产形式存在的定居农业是他们社会、乃至文明的根基。因此，不同人群对土地及其他资源的利用方式便成为了欧洲人进行文明等级划分的依据之一。若定居农业位列文明成就的最高层次，则游牧以至于游牧民族便处于文明的最底层。对欧洲人而言，游牧生活乃野蛮的化身，因为游牧民族既无多少财产，也没有法律或机构(这被欧洲人视为具有较高学问的证据)，更未将其劳力融合于土地之上——因此他们无法拥有土地。换言之，非欧洲群体没有最大限度地利用资源，这为欧洲人的征服提供了合理性。例如欧洲人曾宣称，既然澳大利亚土著没有在土地上附加劳力，也没有在定居社区里生活，那么土地便不属于他们。不过在帝国各地，殖民者对新征服领土上“荒地”(wastelands)的开发，尽管证实了欧洲殖民征服的有效性，但也带来了冲突。③ 帝国造成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环境变迁。从雨林、河流与湿地，到湖泊、农田与山脉，数百万公顷不同类型的环境皆处于英国人的掌控之下。改善土地、提高生产力以及有效利用资源的努力，既鼓励了各类商业物种的转移与改良，也促进了支撑这些行为的机构与立法的发展。而帝国与此前未知环境的相互作用，同样促进了环境史观念与学科的产生与拓展，我们今天正是通过它们来理解自然的。出于管理特定殖民地环境的需要，森林保护与热带医学、土地测量与生态学或是得以出现，或是得到了显著发展。④ 环境在帝国中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对资源的获取与控制，英国人也用环境状况来解释某些疾病的起源与传播、某些人类行为的动机，以及所谓“文明等级”的差距。例如，瘴气论(Miasma)表明英国人相信腐烂的植物及其散发的气体会导致疾病且毒害空气；而某类环境条件，例如炎热、潮湿以及气候极值等，也被认为对健康特别有害。在医生们看来，热带气候妨碍了欧洲人的活动，迫使他们前往海拔较高且气候与欧洲最为相似的殖民地疗养胜地避暑。欧洲人普遍认为，炎热与潮湿会造成类似于疟疾与霍乱的疾病，这些疾病无差别地打倒了欧洲人与身体孱弱的当地人；相反，来自寒冷气候地区的民族，如尼泊尔的廓尔喀人，则拥有阳刚的战斗素养，这被英国人视为巨大的利益。对热带气候的恐惧，有效地将英帝国划分为白人可以居住的安全地带和白人无法安全定居的地带，前者如所谓“新欧洲”(neo-Europes)的南澳、新西兰、非洲南部与加拿大，后者则如印度和非洲其他地区。⑤ 帝国环境决定论也存在于性别层面。依据当时欧洲人的想法，女性体质尤易受到环境变化的影响，而热带气候放大了这种弱点，这意味着女性应避免在热带地区作长时间的居留。这种有关女性体质的思维延伸至欧洲人对自然世界的考察。在19世纪，女性的同情心、敏感性以及对环境的“自然”认知，使她们能够绘出如画的风景，也能够收集、压制花卉并撰写有关植物学的儿童书籍。但从理论上讲，她们对严肃、专业和男性主导的植物学领域并无多少贡献。⑥ 分析单元与交换网络 历史学家采用不同的分析单元来探索帝国环境史，其中最为常见的单元是民族国家(nation-state)。当国家边界与岛屿等实体(内部的环境过程自成一体)重合时，这样的分析便很有意义。⑦然而生态与气候的变动，例如植物的传播以及干旱的发生，总是习惯于从空中、地表或地下跨越人造的边界。因此，聚焦于自然的而非国家的边界能为我们看待环境变迁提供新的视角。例如，一条河流既可以起到限制与隔离的作用，又具备促进和连接的功能，既是“商业通道也是……危险和麻烦”⑧。当然，聚焦于自然边界并非是要忽略由其他因素划定的区域。例如，为比较移民群体之间的环境经验，托马斯·邓拉普(Thomas Dunlap)对北美以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白人聚居区进行了考察。⑨而通过对生态边界的认识，环境史研究可以为看待和分析帝国开辟新的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