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画的发展趋向与新的可能性

作 者:
周星 

作者简介:
周星,男,陕西丹凤人,民族学博士,日本神奈川大学国际日本学部历史民俗学科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文化人类学及民俗学研究。日本 神奈川 2218686

原文出处:
东方论坛

内容提要:

中国农民画在进入21世纪之后,表现出一些新的发展动向。农民画的新定义“中国民间绘画”得到广泛认可,农民画成为各自地方文化的“名片”,农民画成为历史资历最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农民画在文化产业化过程中,开发出很多衍生产品。但农民画在创作和表现自由的社会氛围中,其发展方向却不是很清晰。本文分别探讨了农民画作为公共艺术的可能性和农民画作为新风俗画的可能性,进而指出农民画的这两个发展趋向,在现代中国社会文化的格局中,均能够很好地回应大时代的期许,亦即满足都市化进程中普通国民挥之不去的乡愁。


期刊代号:J7
分类名称:造型艺术
复印期号:2021 年 0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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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J2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7110(2021)01-0001-15

       中国农民画进入21世纪之后,表现出一些全新的发展动向。它的新定义“现代民间绘画”(之一)得到了较为广泛的认可;它以地名为前缀的命名方式,使之成为地方文化的“名片”而备受到地方政府的青睐;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中,它甚至跻身于保护名录之中(虽然资历最浅);在文化产业化的过程中,它逐渐商业化并开发出许多衍生的文创产品;但是,在艺术创作和表现崇尚自由的时代背景下和社会氛围中,其发展方向却不是很清晰。农民画在朝向专业美术化方向的发展上犹豫不决;当人们庆幸它不再只是政治宣传画之际,却发现它仍旧屡屡卷入政府的文化政策实践,这就再次把农民画的公共性及其与文化政治的关系问题摆在了研究者面前。农民画被期许的社会功能在21世纪有哪些变化?围绕着农民画的艺术创作与消费的社会文化环境又有哪些新的趋势?农民画的主体性及未来发展又会有哪些可能性?本文不揣浅陋,拟对上述问题做一些初步的探讨。

       “公共民俗”:农民画作为公共艺术的可能性

       改革开放以后,政府和社会的关系有较大调整,国家的文化艺术行政体系和农民画及一般的业余美术创作的关系也发生变化。来自政府直接的组织及安排甚或要求的农民画创作减少了,政府有了更强大的宣传途径(如电视)以及乡村社会的变迁(如文盲大幅度减少),使得政府对农民画宣传功能的需求或依赖大幅度降低,同时,一般公众包括农民对作为政治宣传画的农民画的接受程度也在下降。于是,农民画作为政治宣传画的属性逐渐弱化。

       以前是基于政府定制的农民画生产机制,现在则出现了美术品市场需求和旅游商品化的农民画生产机制。被重新定义为“现代民间绘画”的农民画,淡化了它和政府文化艺术行政及意识形态的关系,但和其他民间美术相比,农民画依然和政府的公权力关系密切。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较为复杂,但以下几点较为重要。第一,农民画被认为是在新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化体制下形成的独特艺术种类,政府文化艺术体制对它宠爱有加,难以割舍。例如在户县,政府依然习惯于订制农民画和为农民画家布置创作任务。第二,农民画在艺术传统上缺乏批判性,乐意正面表达对生活和事物的感受,擅长于对富足美好的生活期待予以呈现,总是倾向于无视或忽视现实的艰辛和苦难,比较符合官方趣好,借用户县农民画辅导者刘群汉的表述就是“笑脸文艺”①。例如,户县曾在党政系统动员下,有组织地推出过反腐倡廉的农民画,主要表现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干部上任前训诫谈话、信访接待日、为“病树”剪枝、干部述职大会、政务公开、三农现场会、廉政演唱会等主题②。与其说有多少现实的批判性,不如说仍是配合中心工作的基调,少数有一点讽刺漫画的意味,大多数依然是标语口号的图解,依然是命题作画、望文制图。第三,正如户县农民画协会所推动的那样,各地农民画家主动选择参与体制内各项活动,有利于获得诸如参展、获奖、晋升等各种机会和资源。第四,地方政府积累政绩时,需要通过发掘既有文化资源提升地方知名度,而农民画作为视觉造型艺术很容易成为一种品牌③。第五,地方政府在发展本地文化产业时,乐意将农民画纳入其中,以推动它的商业化④。鉴于以上诸多原因,研究新时期的农民画,依然需要把权力和艺术的关系视为焦点性的课题之一。

       梳理新时期的农民画大事记⑤,不难发现,农民画在重新定义为“现代民间绘画”之后,依然时不时作为政府中心工作的宣传手段被要求发挥作用。仍以户县为例,县委、县政府看重农民画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的作用,自21世纪初以来在全县农村开展了新壁画运动,试图通过对民族文化传统、社会道德规范、荣辱观教育、榜样人物和新农村新气象等若干方面的描绘,为新农村建设及和谐村庄建设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感染和激励农民投身新农村建设之中。一方面承认农民画是“民间绘画”,另一方面仍频频“征用”它来宣传计划生育、进行普法教育以及配合新农村建设、为“三农”服务等,类似情形也见于全国其他地方,并对农民画的题材内容有重大影响。当然,也应指出政府对农民画的态度和过去有了较大不同,例如,将其视为文化产业的品牌,或通过培训、推荐、定制、采购、展览、资助、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等多种方式,为农民画这一行业确立示范,以扶持、鼓励和推动农民画创作的持续发展。显然,政府对农民画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了对其它民间美术的关注。

       近年各地相继兴建了一批与农民画的创作、展示、销售相配套的文化产业园区及画廊、展览馆、美术馆或博物馆等,试图为农民画的创作、展示、销售、欣赏,打造出一体化的文化产业新模式。例如,在上海金山地区的枫泾古镇,2006年兴建了农民画村,设立了农民画院,把全国各地的农民画家集中到此,为其提供创作、展示和销售的便利。类似的项目还有陕西户县的农民画村。这些项目虽以市场为导向,其实大都得到过政府的扶持和资助。

       必须承认农民画家的主动性,他们既有主动和国家时政话题配合的意愿,也有主动和美术品市场需求接轨的冲动。农民画家擅长于将政府设定的宏大话语或时代主题与自身所在地方基层社会日常生活的微观场景相互结合,乐意配合各种以中心工作为主题的展览,习惯于在相关主题的领域里创作,因此,其作品很容易成为主旋律画展的常客。以金山农民画为例,虽然有评论认为金山农民画的特点在于它和民间美术的关系,正是这一点使得它从图解政治、服务中心工作的功利性,走向了实践艺术自身规律的、与民间美术相结合的道路⑥,虽然它主要是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但它仍以赞美新农村及农民的富足美好生活而著名。事实上,农民画的此种题材趣好,非常自然地为政府的定制、征用和奖励所欢迎。金山农民画的不少作品被当时的文化部选为国际交流的艺术品送到海外巡展,那些讴歌国家建设成就和重点表现主旋律的作品,当然也就更容易在政府主办的各种活动中获得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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