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43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789(2021)02-0072-08 一、问题提出 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共青团及各类青年社会组织作为一支独特的社会力量为应急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了有力支持，[1]彰显了青年一代的社会担当与公益慈善精神。青年社会组织的概念最先从共青团系统发端，包括以下几类定义：自发成立与自主运作的青年自组织，[2]强调“社会性”；没有经过正式注册或登记备案的青年组织，[3]强调“非正式性”；草根青年组织、青年民间组织[4]等，强调“非政府性”；以青年为从业者主体及以青年为服务对象的社会组织，[5]强调“青年特性”。而“青年社会组织”这一称谓自团十七大报告正式使用后便成为共青团系统固定使用的话语单元。[6]本文结合石国亮在介绍青年组织[7]时的描述，根据研究需要将青年社会组织定义为由具有共同价值或利益诉求的青年从业者组成的，为实现特定公益目标而结合的社会组织与群团组织。 目前，对青年社会组织研究文献主要呈现以下特征：一是在学理上缺乏系统的理论性研究；二是在研究内容上多从组织现状、政社关系、团社关系的角度来论述，[8]较少谈及组织行为背后的成因；三是在研究对象上多针对官方或半官方的青年社会组织，对草根青年社会组织关注较少；四是在研究外部效度上多集中在单一青年社会组织个案的描述，较少结合多案例对比和案例群分析，代表性不足；五是在研究水平上，我国青年社会组织研究领域的核心期刊文章较少，未能引领和带动该领域的研究。对于社会组织参与公共事务、公共危机、应急协同等方面学界已有不少研究，但从“青年”角度研究社会组织，特别是采取定性研究方法、从青年口述的现实故事出发的研究较少。青年是社会参与的重要主体，只有倾听青年心声、了解青年需求、化解青年难题，才能激发青年参与社会治理的热情。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具有一定公益性、社会性、青年性等特征的青年社会组织，是中国社会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当下研究从事公益事业的部门中最具代表性、最具现实意义的实证对象。[9]调研发现，不同的青年社会组织在响应公共危机事件时形成不同的行动逻辑，有的组织自主参与，有的组织协同其他力量参与，还有的组织持一种观望心态。引发本研究探索的核心问题是，不同青年社会组织何以形成差异化的公共危机响应模式。 二、理论视角与分析框架 关于社会组织参与重大危机事件的理论探究相对碎片，但总体上都试图强调多主体之间的协同、联合与整合来实现，例如，郭伟和认为，我国“新冠”防治的最大启示和关键因素是实现跨专业的联合干预治理，即“宏观的国家疫情防控指挥中心指挥协调”与“微观的救治服务组织和社区组织等提供直接的服务”互相配合。[10]陶鹏等将我国政社应急管理关系按照服务差异性和制度嵌入性两个维度分为补充、互补、替代和疏离四种模式。[11]刘霞等认为，大型突发公共危机应以政府为主导来进行危机协调，而社会部门力量整合是形成综合应急网络的关键突破口。[12] (一)社会互动关系二分法 社会部门的整合强调人们通过日常交往中的某些规则或共识而获得群体认同和组织发展。滕尼斯提出社会关系二元对立思考范式，认为依靠信仰、情感、风俗、道德等情感联结或非正式社会规则维系整合形成成员关系，他们之间彼此依存、团结协作；而与之相对应的另一种社会关系是人们为了共同利益而机械地聚合在一起，维系整合成员间的工具主要是契约、政治、法律、制度、规范等正式手段。[13] 社会互动关系二分法关注社会成员间的互动过程，焦点放在解释个体与其身处场域的关系格局互动所依靠的社会规则。滕尼斯认为是个体意志选择了具体的社会规则，进而塑造了社会关系。“意志”这个概念强调个体理性，指出个体会依据现实理性思考后设计出行动蓝图，进而有意识地指导个体为达到理性目标而做出行动。[14]在本研究中，社会互动关系视角可以用来分析突发事件场域内的参与者或利益相关方(如领导者、受益者、捐款方、执行者、合作方等)的关系状态与规则选择，解释组织通过意志这样的内生动机力量产生不同的响应行为。但滕尼斯并未对个体“意志”进行具体刻画，那么不同类型的组织其具体意志是如何的，这些意志由哪些具体要素构成，而这恰恰是用以解释组织差异化行动的关键。理性行为理论则将选择动因及理性构成要素与组织的目标、手段进行关联分析，这使得该理论常用于研究非营利组织①的行为。 (二)理性行为理论 理性行为理论认为，作为社会主体的非营利组织，其目标是追求社会公义的“公益人”，[15]虽然在谋求生存与发展的阶段“公益人”会表现出一定的追求“利益”的行为，但与市场化企业有着本质的区别，其活动的主要范围是社会公共领域，满足公众需求，追求公益最大化，是出于道德、责任、使命等内在价值(选择动因)而进行的利他行为。[16][17]韦伯在分析个体行为时提出核心概念“理性”，他认为，理性是以清晰的目标导向以及明确的实现手段为基础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18]的分析框架。斯科特等人将韦伯的理性分析框架引入非营利组织的研究中，认为工具理性只是代表组织为了达到公益目标而运用的正式手段，而通过价值理性才能从根本上理解NPO的行为动因。[19] 在此，本文将青年社会组织的组织意志、公益行为及其动因、公益目标与手段等这一系列要素组合称之为公益理性，它包括为达到公益目标而采用的工具理性手段(如科层、契约)，也包括在社会互动关系框架内多种价值理性要素(如信仰、使命、道德等)的选择。借用韦伯的理性框架又将公益理性进一步划分为价值型公益理性和工具型公益理性。组织通过价值型公益理性维系整合外部机构成员，形成互相依存、团结协作的伙伴关系；通过工具型公益理性机械性地聚合不同组织，形成具有短期共同利益目标的工作关系，“工具理性”取向的成员关系整合依靠的是非人格化的因素，缺乏情感联结，因此彼此难以产生长期、稳定的共同价值和认同。由于现实中政府对社会部门的政策空间是采用“分类控制”的管理策略，[20]根据政治需要对不同类型的青年社会组织赋予不同的身份角色，使得不同组织与政府在日常关系与合作交流上并不相同。这导致了这些组织同样在组织意志的理性选择下对政府应急政策的回应态度、价值取向、救援表现和发挥的功能作用等呈现出较大的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