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中国共青团的前身——1922年5月成立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也走过了近百年的“生命历程”。在这百年的“生命历程”中，中国共青团经历了两次创立、两次更名、一次改造，是中国青年实现组织化的最大的载体、形态。 如何对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共青团之间的关系进行描述与分析？目前学术界已生产了不少高质量研究成果，主要是从史学的维度、基于历史文献的依据进行叙述，如《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共青团关系史略》《中国共青团史稿》等学术专著，提供了大量翔实的史实考证和对重大历史事件来龙去脉的细致梳理，对于人们了解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共青团之间关系的过去、现在发挥了基础性的铺陈作用。然而，这种分析维度也会客观上带来这样一个困境，即对于两者之间关系的分析易湮没于繁杂细化的史实之中，而缺乏对其关系之核心主题的提炼和提升。有鉴于此，本研究拟从两者之间关系的核心主题的向度进一步深入挖掘。 作为一种组织形态，中国共青团具有政治性、自主性、社会性等基本特质和内在属性。这些属性依照不同的组合排列会形成不同的结构。在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青团的属性结构存在一定的差异。从属性结构的维度对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共青团之历史关联、现实方位和未来趋向予以厘清和剖析，能够化繁为简并真正把握两者之间关系的核心本质。 二、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共青团之间关系的逻辑主题 基于对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共青团之间关系历史细节的爬梳，可以提炼出以下三个逻辑主题：政治组织化与组织政治化、青年组织化与组织青年化、群众组织先进化与先进组织群众化。 1.政治组织化与组织政治化 中国共青团作为一种组织形态，与其他一般社会组织的差别主要在于政治性，其主要特征是：政治取向明确，组织纪律严格，组织成员共享共同的政治价值理想、集体行动、政治观点，对相关领域的社会组织有较强的政治整合能力。政治性是中国共青团与生俱来的天然属性，是其之所以存在及存续的现实基础和根本前提。在共青团诞育初期，政治性的生成与中国共产党的引导、培育密不可分。在奥尔森看来，纯粹个体的或私人化的利益可经由个体的、非组织化的行动实现，通常比通过建构组织的渠道反而更有效，然而当存在共同利益时，这时就非常需要组织的行动及其“能量”了。因而，组织的存在是为了增进共同体成员的共同利益[1]。这种共同利益的内在结构与实现形态，主要依赖组织成员间的日常互动和常态互动而形成。组织是实现政治使命的重要介体，因此，促进政治组织化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五四运动以后，人们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这样一个具有内在结构的政治逻辑：青年是中国革命的生力军，而青年要能够担当革命的使命必须组织化，建立以青年为主体的政治组织，从而完成青年组织的政治使命。 在如此的历史情势下，中国共产党的“出场”具有历史必然性，并承担了中国共青团缔造者、改造者的政治角色。由是，青年团的政治性逐渐生成并愈益巩固。 (1)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一个现实使命是促推青年的组织化，建立青年人自己的政治组织。据目前查证到的公开发表的资料，第一个地方团组织于1920年8月22日在上海成立。此后，北京、天津、武汉、广州等地也纷纷成立青年团。1922年5月20日，利金就在华工作情况给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部的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主义组织依靠社会主义青年团，能够轻而易举地在激进的知识分子中间，特别是青年学生中间开展大规模的运动……在北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国立大学处于我们的影响之下”[2]。青年团的成立，使共产党早期组织的运行、发育、成长有了合法组织空间的依托和承载，两者保持着密切的良性互动关系。尤其是，1925年1月团三大正式把青年团的名称从“社会主义青年团”改为“共产主义青年团”，公开宣示其政治属性、政治使命、政治立场与共产党毫无二致。由此，共青团与共产党在政治取向上显示出高度的同质性。 (2)对一度“停止活动”的青年团及时重构、积极复原。初创期的社会主义青年团，虽都冠以“社会主义”之姓，但对“社会主义”的理解、阐释和界定林林总总、五花八门。苏联历史学者舍维廖夫曾对初创时期青年团“改组”的原因做过这样的分析：“从保存下来的一些地方组织的章程和其他文件可以看出，团员们把研究社会主义和以社会主义方式进行改造社会的斗争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但是，参加组织的人对‘社会主义’的解释却是形形色色的……各学派的信仰者们以及一些没有明确信仰的人物也都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因此，团内就存在着思想和组织上的涣散状态”[3]。为了规避青年团内部的这种思想多元情势，有的地方团组织曾试图用共产主义对之进行“改组”，但因反对力量甚重而不得不妥协，上海、北京、武汉、广州等地团组织最终反而落得“停止活动”的境遇。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积极扭转这种颓势。蔡和森曾回忆道：“党的第一次大会后不久，上海、广东、湖南、湖北等地都成立了青年团，而成为本党青年运动的机关，亦在革命的学生群众中积极工作了”[4]。1921年11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局发布通告提醒各地党组织高度重视青年的组织化重建，并明确提出“全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必须在明年七月以前超过二千团员”的定量指标要求[5]。团组织在党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迅速复原并展现出更加旺盛的活力，截至1922年5月，已有上海、北京等17个地方恢复建立了团组织，团员总数逾五千人，远远超过预期目标[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