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城市群的育儿困境及其对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

作 者:

作者简介:
黎淑秀,安徽省团校副教授,中国青少年研究会理事、港澳台青年研究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安徽省青少年研究会副会长,主要研究方向:青年发展与青年工作。

原文出处:
青年探索

内容提要:

长三角城市群的父母在子女养育过程中,一是感到“育儿贵”:校外培训班是他们难以承受的养育之重,子女教育的经济总投入是个不容小觑的大问题,养育子女的医疗支出也是一笔不小的经济负担,养育子女增加的住房需求更是加大家庭总体消费支出;二是感到“育儿难”:管理孩子学习和陪伴孩子成长需倾注大量时间精力,关注各种子女教育信息动态会带来身心疲惫,养育子女的机会成本不可忽视,日常休闲娱乐和事业发展是青年父母在育儿路上需做出的较大的牺牲。面对养儿育女,他们普遍存在深度焦虑和难以抑制的内心担忧。因此,他们生育二孩意愿低迷,不生二孩的主要原因还是经济收入不够、时间精力不济。对此,文章提出要开发放心可靠的“婴幼儿照护服务”专业市场,培育规范有序的校外培训补充拓展力量;要倡导家长科学制定子女教育发展规划,理性选择校外辅导培训班;还要制定“生育友好型”公共政策,降低子女养育所需投入的时间、精力、经济和附加成本,促进青年父母自由释放生育意愿。


期刊代号:D421
分类名称:青少年导刊
复印期号:2021 年 09 期

字号:

      中图分类号:C924.24;C91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780(2021)03-0088-11

      DOI:10.13583/j.cnki.issn1004-3780.2021.03.008

      一、文献综述

      全面二孩政策自2016年1月1日实施以来,我国人口出生率先升后降。据国家统计局2016年至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人口出生率为12.07‰,2016年小幅上升为12.95‰,与2015年相比,2016年出生人口多了131万人。但是,此后我国生育率又步入下降通道。与2016年相比,2017年出生人口少了53万人,人口出生率为12.43‰;2018年又比2017年少了223万人,人口出生率为10.94‰;2019年全年出生1465万人,比2018年少了58万人,人口出生率为10.48‰,是我国自1949年以来人口出生率的最低值[1]。根据公安部户政管理研究中心2019、2020年全国姓名报告,2020年出生并已经到公安机关进行户籍登记的新生儿人数为1003.5万人,这比2019年完成户籍登记新生儿人数少了175.5万人[2]。目前推测,2020年我国人口出生率仍有较大幅度下降,会降至比2019年更低的水平。

      低生育率会带来一系列潜在经济社会风险,如:新生人口整体竞争力减弱,劳动力资源供给不足,社会老龄化加剧,家庭和社会稳定性下降,内需拉动不足,等等。因此,精准把握低生育率形成的真正原因,无疑是破解低生育率状况、避免低生育率风险扩大的一大关键。近年来,“育儿贵”“育儿难”成为社会广泛关注和议论的焦点问题。值得追问的是,“育儿贵”“育儿难”的真实状况究竟如何?低生育率与“育儿贵”“育儿难”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

      对“育儿贵”“育儿难”这一重大民生问题,学界相关研究主要聚焦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对特定阶段孩童照护压力的研究。洪秀敏和朱文婷从育儿压力、母职困境和社会家庭支持角度,探讨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的社会家庭支持体系的构建问题[3]。罗娟等学者研究在儿童发育早期(0~3岁)社会支持对家庭育儿压力的缓解作用[4]。第二,关注特定弱势群体的育儿困境。邬志辉和李静美关注农民工子女在流入地就学面临的诸如在读公办学校难、教育花费高、升学考试难和学习适应难等四个方面问题[5]。闫新华和杭斌从地位关注的角度,对低收入家庭和农村家庭在教育中承受的压力展开实证研究[6]。第三,侧重于研究特定社会现象对子女教育的影响。李昊等关注在老龄化社会的大背景下,老年人的健康冲击对家庭教育支出产生的影响。他们认为在家庭预算一定的情况下,老年人受到健康冲击时会增加家庭医疗支出,从而会使教育投资受到相应的挤压[7]。但是,以城市群里的父母的子女养育状况为研究对象的专题研究尚有待深化与拓展。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要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上不断取得新进展[8]。为了更好促进“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这一重大民生问题的改善,相关领域的研究亟待加强。青年是人口再生产的主力军,长三角地区是我国经济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9],研究长三角城市群父母的子女养育状况,深入了解他们在子女养育过程中的关注、投入情况,精准捕捉他们在子女养育过程中的焦虑、挣扎情绪,切实把握他们对于养儿育女的真切感受和真实观点,对探寻“育儿贵”“育儿难”客观现状,及其与低生育率之间的关系,为政府出台切实有效的生育政策提供实证研究支撑,无疑具有典型性、先行性、前瞻性的意义,并对其他地区有参照对比的价值。长三角城市群父母的子女养育到底有多贵?有多难?他们心头的焦虑担忧到底有多深?由上海、江苏、浙江和安徽四所团校联合组建的“长三角城市群青年民生调查”课题组,对长三角城市群已婚已育人群的子女养育状况,进行了大规模线上线下问卷调研,收集到第一手实证研究资料。本文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实证调研梳理分析,试图探究长三角城市群的育儿状况及其对生育意愿的影响。

      二、研究对象及其基本特征

      本次调研在长三角七个中心城市的已婚已育人群中展开,调研开展的时间为2018年7月至2019年1月,共获得有效问卷1828份,其中男性718人,占39.3%,女性1110人,占60.7%;其中独生子女959人,占52.5%,非独生子女869人,占47.5%。他们所在城市的分布情况为:杭州12.4%,宁波10.3%,南京17.2%,苏州12.2%,合肥16.2%,芜湖21.4%,上海10.2%。考虑到青年婚育年龄延迟的现象比较普遍,在14~35岁青年之外,课题组也收集到部分年龄超过35岁的个体样本。调查对象具体的出生年份区间为:1980年之前187人,占比10.2%;1980~1984年之间400人,占比21.9%;1985~1989年之间817人,占比44.7%;1990~1994年之间393人,占比21.5%;1995~1999年之间25人,占比1.4%;2000年以后6人,占比0.3%。他们的户籍情况为:有本市原住居民户口的1086人,占比59.4%;有本市新市民户口的418人,占比22.9%;有本市居住证的174人,占比9.5%;既不是本市户口也没有本市居住证的150人,占比8.2%。他们的教育背景为:初中及以下占比2.6%,高中占比5.4%,中专/技校/职校占比4.8%,大专占比28.2%,本科占比50.5%,研究生及以上占比8.6%。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