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农业文明进入工业文明以来，人类活动对气候影响的广度和深度日益增加，尤其是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大量消耗不可再生的化石能源，导致大气中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浓度急剧增加，引起了近百年来以全球变暖为主要特征的显著的气候变化，对自然生态系统产生了剧烈的影响，给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造成深刻危机。这种危机主要表现为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危机、人与社会之间的文明危机、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危机。也就是说，透过气候变化这个“窗口”，我们可以深刻理解并揭示当代人类社会所面临的生态和道德困境。从这个意义上讲，全球气候变化在我们这个时代引发了一场完美的道德风暴。风暴过后，需要我们进行全面的道德反思和重构。 气候变化引发了一场道德风暴 气候变化的科学研究告诉人们这样一个事实：全球气候变暖是由于人类活动，尤其是大规模工业化过程中所排放的以二氧化碳为主的温室气体在大气层中聚集的结果。在工业革命开始的时候，大气中的二氧化碳的浓度是280ppm，自那以后，人类开始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向大气中排放二氧化碳，从而引起大气层中温室气体的浓度持续增加。到本世纪头十年，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已经达到379ppm①。国际社会已形成共识，认为在本世纪末，为了不引发灾难性的后果，人类社会必须把全球气温升高的幅度控制在工业化前水平以上的2度以内，也就是说，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必须控制在550ppm以内。气候变化的科学事实意味着，它给人类的行动和价值选择在时间和范围上设置了一个限制性条件，这种限制就决定了我们必须对现有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以及政治经济制度进行深刻的道德反思。这也就是说，伦理学应该在这场人类所要应对的危机中扮演一个基本的角色。如果我们不首先援引伦理学的考虑，就不可能真正把握产生危机的原因；如果我们不认为自己的行为和生活方式要经受道德的拷问，那么很难理解为什么全球气候变化会成为一个问题。 从更加实践的层面上讲，伦理学的思考是人类社会就气候治理问题达成一个有效的全球气候协议的基础。比如，我们在回答应该把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上限设定在哪里，以及如何分配这个上限所允许的排放量时，就必须首先进行更基本层面的伦理思考。就全球排放的上限应该被设定在哪里而言，它取决于我们对当前利益与未来利益的权衡。正如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在其2007年的报告中所说的：“关于温室气体减排规模和时间的选择，这涉及对照推迟减缓所造成的中长期气候风险来权衡当前更迅速减排的经济成本。”②如果我们要求各个国家都大幅度削减温室气体的排放，无疑将大大降低未来几代人遭受气候变化灾难性影响的风险，然而，由于大多数人的生活方式所依赖的全球经济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燃烧化石燃料所驱动的，因此，立即大幅度削减排放量必然会给当代人带来社会和经济灾难。由于人类社会无法应对一夜之间如此巨大的变化，这种政策可能会导致大规模饥荒、疾病和战争。即使这样做确实为后代“解决”了气候问题，但它会遭到当代人道义上的反对。因此，这里的关键是，人类社会如何在现代人的利益与未来社会的风险之间确定一个平衡点。这看似是一个科学问题，但实质是一个道德问题。 一旦设定了一个特定时期的全球排放上限，那么，我们该如何分配可允许的碳排放空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鉴于化石燃料消耗目前对于人类的经济体系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而且可能在相当长时间内都会保持这种重要地位，因此，允许谁排放多少碳将会对社会、经济和地缘政治产生重大影响。由此，应对气候变化就从一个科学问题直接演变为各国之间就稀缺的碳排放空间和减排成本进行分配的正义问题，若这个问题不解决，任何有效的科学技术手段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气候问题。一旦人们认识到温室气体不可能无限制地排放，那么，拥有足够多的温室气体排放空间就成为关乎每一个人乃至每一个国家根本利益的头等大事，这必然会在国际社会引起激烈的经济和政治博弈。因此，解决气候问题的关键是处理好人与人之间和国与国之间的排放空间的分配问题。而要处理好人们之间的利益分配问题，就必须找出一组合理的道德原则来界定每个人的责任、权利和义务，来决定每个人应得多少排放空间和承担多少减排责任。在一般性问题上，解决责任、权利和义务的分配尚且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问题，如果这些伦理道德问题又与气候影响的延迟性、排放主体的碎片化、原因与结果的分散性以及气候科学的不确定性等特征叠加在一起，那么，应对气候变化就更加成为一个异常复杂和艰难的任务，它对传统的道德观念形成巨大冲击，无异于是在当代人类社会引发了一场道德风暴。 目前，全球气候变化在三个维度上引发了这场世纪道德风暴，它们分别是：空间维度、时间维度、个人维度。就空间维度而言，它主要涉及的是当代人之间的道德问题，我们称之为“全球道德风暴”；就时间维度而言，它主要涉及的是不同世代人之间的道德问题，我们称之为“代际道德风暴”；就个人维度而言，它主要涉及的是个人在这场危机面前所应该持有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问题，我们称之为“个人道德风暴”。 气候变化与全球道德风暴 气候变化问题较之于其他全球问题具有一些典型特征，主要表现为：(1)温室气体排放空间的稀缺性。国际社会的共识是，人类社会必须把全球气温升高的幅度控制在工业化前水平以上的2度以内，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控制在550ppm以内，这实际上是给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设定了一个“天花板”。由此，温室气体排放空间就成为一种稀缺资源。在人类社会短时间内无法根本改变现有生产模式和能源结构的情况下，这种限制和资源的稀缺性必然会对我们当下的价值观念、生产生活方式以及国际关系都产生根本性的影响。(2)温室气体排放空间的公共性。温室气体排放空间是一种典型的公共物品，具有使用上的非排他性，又具有竞用性。正是这种公共物品的特征使得应对气候变化的过程很容易陷入一种零和博弈的状态。但是，这种零和博弈过程却充斥着极度的不正义性。因为，温室气体排放空间大部分已然被发达国家所占有，也正是由于他们在历史上的大量排放使得排放空间变得稀缺。这意味着，发达国家的继续排放将进一步挤占贫穷国家的排放空间。(3)气候问题与其他全球性问题的关联性。气候问题与其他全球性问题(比如贫困、贸易、移民)的交叉、重叠，最终使得该问题的解决变得异常复杂。比如，在人类现有的生产模式和能源结构无法在短时间内改变的情况下，减排就意味着抑制经济的发展，减排义务的不公平分配必然会进一步加剧全球经济和政治的不平等。因此，气候问题已然不单纯是一个科学问题、环境问题，而是一个事关各国命运的国际政治问题。(4)气候变化的影响在空间上的不均衡性。全球温室气体的排放与它所造成的后果在空间上分离，导致全球范围内应对气候变化成本分配的不均衡性。全球气候变化主要源于发达国家温室气体的历史排放，因而发达国家事实上是排放的最大获益者，然而其破坏性的后果却主要是由贫穷国家来承担。因此，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过程中，贫穷国家将面临更大的挑战。(5)气候科学的不确定性。气候变化是一个规模很大、时间很长的过程，难以在实验室中模拟。由于对大气系统的科学认识能力、相关数据资料获取等方面的局限性，目前的有关气候变化的科学研究还存在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这就给在应对气候变化过程中的责任认定和义务分配造成了相当大的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