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21)02-0001-15 鸦片战争爆发后，古老的中国开始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换的历程，即现代化历程，至今已逾180余年，尚未完成。伴随着社会的深刻变化，作为反映这一重大变革过程的道德时代精神的伦理学也经历着从传统到现代的转换。伦理学作为哲学的核心组成部分，既可以像黄昏才起飞的“密涅瓦猫头鹰”那样，发挥提炼时代精神以凝练经验的作用，也可以像黎明就啼唱的“高卢雄鸡”那样，发挥提升时代精神以预示未来的作用，但是并非必然如此。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伦理学的转换经历了十分曲折的过程，它有时发挥了“密涅瓦猫头鹰”的作用，有时发挥了“高卢雄鸡”的作用，也在一些时段沉寂下来未能发声。然而，经历了100多年的曲折过程之后，伦理学迅速走向兴盛，100多年积淀的巨大理论能量得到了井喷般的进发。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伦理学真正获得了独立的学科地位，队伍壮大，人才辈出，成果丰硕，影响巨大，已成为哲学诸学科的显学，其作用得到了社会的普遍公认。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社会主义现代化指日可待的今天，伦理学面临着更加繁重的任务。在伦理学现代转换过程中，其作用没有发挥出来，主要是由于外在原因，那么，在具备了天时地利人和等优越条件的新时代，伦理学就应充分发挥“密涅瓦猫头鹰”和“高卢雄鸡”的作用。 一、现代转换过程中的四次转向 在从传统到现代的转换过程中，中国伦理学经历了从坚守传统转向就教于西方、然后转向就教于苏联①、再转向就教于西方、最后又回头就教于自己的传统的四次转向，其间就教了三位“先生”：西方、苏联和传统。除第一次转向之外，其他三次转向都不是否定性的，而是超越性或扬弃性的，每一次都吸取了前一次转向的合理内容。当中国伦理学再次就教于中国传统时，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中国伦理学史、西方伦理学史(即所谓“中西马”)共同繁荣的新格局逐渐形成，随后又出现了致力于实现三者融合发展的持续努力。 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换不像西方那样是由于内部原因导致的，而是外在原因打断了中国传统社会自然演进的过程，与此相应，中国社会转型也缺乏思想理论包括伦理学理论的准备。中国传统社会虽然没有伦理学名义下的伦理学研究，但伦理学像其他哲学分支以及其他学科一样一直有研究者研究，几千年积累了丰富的伦理思想，而且自汉武帝之后由皇家倡导的占据主导地位2000余年的儒家伦理思想。鸦片战争爆发后，儒家伦理思想的统治地位开始发生动摇，辛亥革命的爆发使之走向崩坍。在这混乱的70多年中，中国内部不可能生长出指引中国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的理论，只能面向国外，从西方列强以及经过西化的近邻日本寻求理论。然而，当时迫切需要的主要是社会政治理论而非伦理理论，西方现代伦理学的引进尚未受到重视，只是伴随着社会政治理论的引进而开始有所渗入。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中没有“伦理学”一词，这个词是在日本人用汉语的“伦理学”翻译英文的ethics后而在19世纪末从日本传入中国的。但是，辛亥革命爆发后不久发生的新文化运动推动了中国自觉不自觉地寻求伦理学理论的过程。 新文化运动是一次“反传统、反孔教、反文言”的思想文化运动，其主要内容包括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胡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钱玄同等一批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旗帜，从思想、文化、政治、道德、生活方式等各个方面向宗法王权制度和传统伦理纲常以及当时的复古势力展开了猛烈的攻击。他们将攻击的目标聚焦于作为维护皇权专制统治的意识形态的儒家思想，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这次革命的重要意义之一是从思想文化上打破了经过汉儒修正的统治中国2000多年的儒家思想坚冰，主动吸取和借鉴西方现代文化，开启了中华民族在思想文化方面现代化的进程。新文化运动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促使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寻求为新道德提供依据的理论，他们终于在西方找到了这种理论。这就是伦理学。 早在1909年，蔡振就翻译出版了保尔森(Friedrich Paulsen)的《伦理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09-1911年，清朝学部编订名词馆编订的《辨学名词对照表》一卷中附有伦理学中英名词对照表，1911年我国有了第一部伦理学著作——张纯一的《世界的个人主义伦理学》(上海广学会出版)，1913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周日济、潘武编写的《伦理学大要》，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蔡振编的《中国伦理学史》。自新文化运动到1949年的30年中，我国出现了现代伦理学研究的第一次高峰，出版伦理学著作几十部，发表文章200多篇。这些著述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译介西方学者的伦理学成果，即使是国人自己的研究成果也多以西方学者的成果为参照。在我国现代伦理学兴起过程中，西方伦理学著作的译介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个时期比较重要的译作有：杨昌济翻译的吉田静菊的《西洋伦理学史》(北京大学出版部，1920)，武光建翻译的斯宾诺莎的《伦理学》(商务印书馆，1929)，谢晋青翻译的三浦滕作的《西洋伦理学史》(商务印书馆，1931)，庆泽彭翻译的C.D.Broad的《近代五大家伦理学》(商务印书馆，1932)，向达、夏宗璞翻译的《亚里士多德伦理学》(1933)等。比较重要的伦理学著作有：蔡元培的《中国伦理学史》(商务印书馆，1915)，张东荪的《现代伦理学》(新月书店，1932)、《伦理学纲要》(中华书局，1936)，汪少伦的《伦理学体系：中国道德之路》(商务印书馆，1944)，黄建中的《比较伦理学》(中国文化服务社，1945)，谢幼伟的《伦理学大纲》(正中书局，1946)等。需要指出的是，冯友兰于1939-1947年间出版的《贞元六书》(《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六书的合称)，面向人生，联系生活，为人们的现实生活寻找智慧，为人们的心灵寻找寄托，为人们的生活方式探索出路。《贞元六书》是人生哲学著作，也是伦理学著作，它所构建的人生哲学体系是中国伦理学从传统到现代转换过程中第一个融本体论、知识论和伦理学为一体的中国特色伦理学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