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 K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9-8041(2021)03-0193-24 《实业计划》与《会议通则》(后易名《民权初步》)、《孙文学说》并列，共同构成《建国方略》，是孙中山生命晚期的思想集大成者，备受其本人珍视，以至于“国事遗嘱”中第一个被提及，排在《建国大纲》《三民主义》与《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之前。①孙中山逝世后，尤其在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建国方略》位列榜首之上述孙中山一系列著述，作为“总理遗嘱”，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在全国范围内推广。② 孙中山是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去世后被美国报纸誉为“现代五杰之先知先觉者”，与甘地、凯美尔、列宁、威尔逊并列。然而孙中山与其他4位伟人最大之不同处，在孙氏乃“失败”之英雄也，非典型意义的成功之英雄也，故而孙中山思想的研究，较之其政治实践本身，更有意义。③学界关于《建国方略》的研究在1949年后呈现十分不均衡的状态。④《建国方略》框架之下，比之其他两书，尤其与《孙文学说》研究相较，《实业计划》在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之前“几乎完全不为研究者所注意”⑤。1978年后，由于《实业计划》中强调“使外国之资本主义造成中国之社会主义”⑥，与四十余年来中国政府积极开展引进外资、发展中国的举措相契合，《实业计划》中的整体思想，甚至是只言片语，常作为中国现代化事业规划的“先驱”加以阐述，相关研究成果陡增，早已有超越《孙文学说》之势。 《实业计划》并非用一种语言写作，结集出版之前，中英文交织发表，过程十分复杂，刊印于不同国家，有多种版本。迄至今日，前人论述皆偏重于分析其言说之内容，对其成书历程几乎无人涉及。20世纪80年代，《孙中山全集》编纂者承认未见“《建国方略》最初版本”，而以上海孙中山故居藏改正本《建国方略》为底本，根据1922年上海民智书局再版的时间编次；⑦海峡对岸之《国父全集》是书中文版则采用更晚的上海民智书局1924年3月第3版，英文版未注明来源，据笔者比对，是以1920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初版为底本。⑧学界相关研究几乎都是在此基础上展开，对《实业计划》发表历程、刊印版本等问题，若非避而不谈，则多含糊处理，语多谬误。⑨ 海外文教机构中所藏索克思(George Ephraim Sokolsky，1893-1962)、安立德(Julean Herbert Arnold，1875-1946)、安得生(Hendrik Christian Andersen，1872-1940)、芮恩施(Paul Samuel Reinsch，1869-1923)等个人档案卷宗之中，有孙中山、宋庆龄两人与各方在1918年至1922年间的多封通信。这些来往信函，不见于已有出版物中，故未被学界引用，只言片语间蕴藏《实业计划》成书过程中诸多未解谜题之线索。笔者仔细研读后，按图索骥，寻得《实业计划》自起笔成篇，继而全书脱稿，最终于上海、伦敦、纽约三地1920、1921、1922年分别结集刊发之英文版以及1921年底中文初版的许多未刊史料。其中既有先前学人所罕有关注的The Far Eastern Republic(《远东共和》月刊)，也有如上海《民国日报》一类虽是众人熟知、却未曾被认真梳理的文献。考据所得，写成本文，求教各位方家。 一、起笔成篇 “篇首”名曰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China：A Project To Assist the Readjustment of Post-Bellum Industries，朱执信译为《国际共同发展中国实业计划书——补助世界战后整顿实业之办法》。⑩1918年11月至1919年3月为此文的撰述与宣传阶段。 历来《实业计划》缘起之分析，皆追溯孙中山本人之思想脉络，至中华民国建国之初有之，(11)更远至1894年《上李鸿章书》亦有之。(12)孙中山尝自言：“文自蓄志革命，即研究建设之方略，辛亥以来，有怀未遂，故建设一日未成就，即民国一日未安全，耿耿之诚，无时或释”(13)。1917年7月，他从上海前赴广州参加护法运动时，曾在广东省学界的欢迎会上演说：“近日欲著一书，言中国建设新方略。其大意：一精神上之建设，一实际上之建设。精神上之建设，不外政治修明；实际上之建设，不外实业发达，如斯而已”(14)。可见孙中山认为中国若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必不只是革命破坏，须借助实业革新发展建设，并对此心中早有谋划。 然而，革命实务千头万绪，与静心著述不能并行不悖。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直至1918年6月，孙中山在政治上再次失意，避居上海莫利爱路(今香山路)孙宅(15)之后，他才真正具备了著书立说的适宜条件。是时，沪上《时报》报道：“孙中山自经西南军政府选举政务总裁之后，虽西南各要人再三敦促就任，迄未赴粤，现仍居本埠法租界马斯南路莫利爱路二十七号闲居，不谈政治，专心著述中国政治学，约一年即可脱稿云。”(16)孙中山“拟取消极态度，将来从著述方面启发国民”(17)，不仅和汪精卫谈话时如此表示，与社会各界人士的往来函件中亦多有明示。(18) 孙中山原本之撰述计划是先写“精神上之建设”，后著“实际上之建设”的。“孙文学说”系列丛书，共包括行易知难、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三卷。卷一“行易知难”，后世被称为《孙文学说》，约在1919年4月脱稿，本属意商务印书馆，无奈遭遇波折，最终于是年6月5日后交付上海华强印书局出版。(19)《孙文学说》刊登于上海《民国日报》的广告中，明确表示该套丛书有卷二“三民主义”、卷三“五权宪法”的撰写计划，预告会陆续推出。(20) 孙中山起笔写作《实业计划》的时间，据其自述是“世界大战宣告停止之日”，(21)即1918年11月11日。此言写于1920年7月20日，孙中山将之作为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China上海商务印书馆1920年初版序言之第一句。可以佐证的另一条史料，距离事实发生时间更近，在1919年4月，他回复《新中国》杂志社函中写道：“关于实业计划，弟方从事以累年研究者与海内商榷，而时逾半岁，尚未竣稿，盖不敢率尔操觚，以为塞责”(22)。此处“时逾半岁”并非虚言，向前推算，起笔时间也在1918年1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