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11月22日，被软禁的章太炎上书袁世凯，声明既不愿做他的门客，也不愿就职史馆，唯愿在“考文苑”一事尽心尽力：“苟图其大，得屈此身以就晦冥之地，则私心所祈向者，独考文苑一事，经纬国常，著书传世，其职在民而不在官，犹古九两师儒之业。……同苑须四十人(仿法国成法)。书籍碑版印刷之费，数复不少，非岁得二十四万元不就。若大总统不忘宗国，不欲国性与政治俱衰，炳麟虽狂简，敢不从命?”①章太炎所说“考文苑”就是他与马相伯、梁启超在1912年10月发起的“函夏考文苑”，这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具有可操作性的国家最高学术机构设想，也是向西方学习学术评议的第一次尝试。它的最终流产，与同期康有为提出的“学士院”设想、为选举参议院议员而设立的中央学会的无疾而终，仅仅停留于纸面言谈中的奖学基金、学术评定委员会、学术审定委员会等，除当时错综复杂的社会政治与经济等因素而外，更为本质性的原因是相对于当时中国近代学术发展情状与水准，都属于国家层面毫无根基的超前制度设计，失败自然不可避免。 一、文人学士们的理想：函夏考文苑与学士院 民国初建，百业待兴，学术发展似乎也迎来新机，一批学会与学术机构先后成立，马相伯、章太炎、梁启超发起的“函夏考文苑”可以作为当时学界建立学术评议机制的第一个样本，也可以看作当时文人学士们发展学术的理想之一。 按照马相伯的设想，“函夏考文苑”是中国最高学术机构，仿照法兰西研究院而设：“创办不如仿办，仿办一不见疑，二不贻误，以有经验良方可循故也。”②主要从两个层面进行，一是选举“苑士”专门从事学术研究，二是设立基金奖励著作与奖诱凡民，都属于学术评议与奖励范畴。 “苑士”是考文苑主体，按计划选举40名，由发起人推举三分之一，其他人由被推举的三分之一“通信公举”，“抱定‘宁缺毋滥’四字，庶几考文苑方有价值”，“所举须有精当佳作已行于世者，乃可。无其人，不如虚其位。禄极微，志不在此也”③。“轮补者须有清真雅正之著作(指书籍不指文集。文就各题论，不专尚词彩也)，经考文苑全体鉴定，悬之国门可无愧者，然后可补。不然，宁缺毋滥。势位与情托，皆在所不行。真除者宜谒总统，以重其选，必有一篇即真文字，以示其志趣”④。可见，第一，“苑士”选举立有尺度，首次被举者须有“精当佳作”行世；“轮补者”须有“清真雅正之著作”，经全体“苑士”鉴定后公诸天下“无愧者”，否则“宁缺毋滥”。“著作”是当选“苑士”的唯一标准，“权势”与“情托”都行不通。第二，“苑士”是名誉性的终生职位，“皆终其身，故号称不朽”。因此，当选者虽然在考文苑专门从事研究工作，但俸禄“极微”，以表示当选“苑士”是对他们以往学术成就的承认与推崇，而不是对薪俸的追求。另外，总统需接待当选“苑士”“以重其选”，而“苑士”需要当场演讲(即真文字)以显示其志趣，似乎有诺贝尔奖颁奖仪式的味道。无论如何，在马相伯看来，当选“苑士”是极为崇高的荣誉，需要隆重的仪式与之相适配，国家当以“国士”相待。 作为发起人，马相伯可能推举了包括自己在内的19位“苑士”： 马良、章太炎、严复、梁启超、沈家本(法)、杨守敬(金石地理)、王闿运(文辞)、黄侃(小学文辞)、钱夏(小学)、刘师培(群经)、陈汉章(群经史)、陈庆年(礼)、华蘅芳(算)、屠寄(史)、孙毓筠(佛)、王露(音乐)、陈三立(文辞)、李瑞清(美术)、沈曾植(目录)。⑤ 章太炎、梁启超与马相伯三人商量后，于1912年12月确立了一个12人的“苑士”名单，当时有报道如此称： 章太炎、梁任公、马相伯发起函夏考文苑，苑制悉仿阿伽代米，设额四十名。兹由三君推举刘师培(群经)、沈家本(法)、陈庆年(礼)、杨守敬(金石)、陈三立(文辞)、黄侃(文辞小学)、陈汉章(群经)、沈曾植(目录)、李瑞清(目录)、屠寄(史)、钱夏(小学)、王露(音乐)十二人为苑员。由十二人各举所知以充余额，务得绩学之士，宁缺毋滥，皆以科学专家而又博古长于著述者为最难得。算学一门专拟推无锡华蘅芳氏，惜华已殁，今尚无足当此席者。⑥ 比较两个名单，除发起三人外，后一个名单还剔除了严复、王闿运、孙毓筠及已经去世的华蘅芳。他们推举12人，符合发起人推举三分之一的规定。在马相伯的名单中曾指出，“说近妖妄者不列”，因此夏曾佑、廖平、康有为悉被删去，而王闿运以“文辞”而不是“经学”候选。最终名单王闿运以“文辞”当选的资格也没有了，严复、孙毓筠为何被“排除”，原因不得而知。⑦可见，发起人的名单选择除前述标准外，更有他们的自我喜好与评判。这无论是从制度建设还是学术评判上来说，都不足为训。“苑士”的遴选毕竟是公共性学术评议，而不是个人喜好的表达。 从他们推举的名单看，“苑士”仅仅是传统学问家圈子，学科门类包括经学、法学、礼学、金石学、诗词、语言学、版本目录学、史学、美术、音乐学等，新闻报道中虽有“科学专家”的说法，但实际上却没有法兰西研究院所崇尚的近代科学诸如数学、物理、化学以及工程技术等。他们虽然非常推崇算学名家华蘅芳，但华仍然是一个传统算学家，而不是近代意义上的数学家。当然，如果再让这12位“苑士”推举其他三分之二的人选，最大可能性还是集中在他们自己的学科门类。因此，当时已经取得重大科技成就的铁路工程师詹天佑、因防治东北鼠疫取得巨大国际声誉的伍连德等都未能入他们的法眼。当然，詹天佑、伍连德等不能入围，可能与他们没有“著作行世”相关。问题是，他们所推举的12位“苑士”，章太炎的弟子黄侃、钱玄同当时同样也没有“精当佳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