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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初，美國開始在遠東與老牌的歐洲列強競爭，其國內的政治精英也在重新思考美國的國際角色。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國總統威爾遜試圖重建國際秩序，認為美國的對外政策應該與歐洲列強有不同的路徑，即不以領土擴張和利益追逐為目的，為他國樹立制度和自由的榜樣，主張廢除秘密外交、保障弱國的獨立以及民族自決等。這些理念，成為“威爾遜主義”的核心，體現了對美國的新國際角色和建立新國際秩序的設想和追求，實質上是想用制度、道義、意識形態的優勢來取得美國對世界的影響力。威爾遜的執政理念和自由主義思想，在1912年上海出版的《東方雜誌》上便有介紹，即他就任美國總統之前就已引起中國人的關注。當一戰爆發後，威爾遜的和平思想在世界上得到廣泛的共鳴。他堅持美國不能把自己的力量用於壓迫弱國人民和領土的擴張，必須開闢新的道路，用美國的原則建立一個國際新秩序。這一理念及其對未來國際和平的設計，是符合歷史潮流的。“巴黎和會”前後，美國在中國的宣傳活動也非常成功，中國人對美國的歷史、政治、文化有了進一步認識，特別是威爾遜的理念廣泛地被中國人所接受，達到對美國好感度的高潮。然而，威爾遜要實現他的宏大理想，卻面臨相當大的阻力。在巴黎和會上，由於其他主要西方列強和日本的抵制，他沒有信守他的承諾，與日本在山東問題上妥協，使中國直接收回膠州灣的計劃落空，也導致了中國人對美國和威爾遜的不信任。美國駐華公使芮恩施當即預計到了這一嚴重後果，美國媒體也群起對威爾遜的政策提出批評。然而，與芮恩施以及美國媒體立即預見到會損害美中關係不同，中國人對美國和威爾遜認識的根本性轉變則經歷了一個緩慢的過程，主要是國人對山東問題越來越感到的切膚之痛以及“五四”之後越來越高漲的反帝浪潮的雙重影響。
19世紀末，隨着經濟實力的增長，美國國際影響力也在迅速提高，美西戰爭標誌着美國成為與歐洲列強匹敵的強國。到20世紀初，美國開始關注其在遠東的利益，與老牌的歐洲列強競爭。美國的政治精英也開始重新思考美國的國際角色，是繼續保持傳統的孤立主義，還是加入爭奪海外殖民，或者與歐洲列強扮演不同的國際角色。一戰的爆發，導致了舊國際秩序的崩潰，作為一個理想主義者，1913年就任、1917年連任的美國總統威爾遜(T.W.Wilson，1856-1924)試圖重建國際秩序，認為美國的對外政策應該與歐洲列強有不同的追求，即不以領土擴張和利益追逐為目的，為其他國家樹立制度和自由的榜樣。他主張，廢除秘密外交，保障弱國的獨立以及民族自決。這些理念，便是“威爾遜主義”的核心，體現了他對美國的新國際角色和建立新國際秩序的設想和追求，實質上是想利用制度、道義、意識形態的優勢來取得美國對世界的影響力。① 對美國人來說，把意識形態作為武器並非是新手段。從獨立戰爭反抗大英帝國的革命開始，美國就沉迷於反對舊君主制的觀念之戰中。當1917年美國加入一戰時，已經與原宗主國英國有着長達一個世紀的對立，但是一戰把兩國的關係引向了新的方向，這在很大程度上是所謂“偉大的美國信仰”。不過，威爾遜要實現他的宏大理想，還面臨着國際、國內兩大挑戰：一是說服美國民衆和國會接受他的國際新秩序的理念，支持他關於美國在世界充當領導者的設想；二是讓其他國家——特別是英、法、意、 日這樣的世界強國——接受他的國際秩序新原則。儘管威爾遜主義當時在美國並沒有得到多數人的支持，但在中國卻得到了強烈的反響，給中國人在國際舞臺上尋求平等、公正和領土完整，提供了依據以及勇氣和決心。② 威爾遜對中國的態度是友好的。他支持中國的領土完整和獨立自主，防止日本對中國的領土野心，認為這符合美國的利益，也有助於建立遠東和平秩序的大目標。③但是，由於他在巴黎和會上對日本的妥協，導致了中國人對美國的不信任和對威爾遜主義的懷疑，從長遠影響來看，實際上造成了中美關係的損害。本文將討論威爾遜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回答威爾遜主義為什麼會在中國受到熱烈歡迎，分析威爾遜主義在中國是怎樣被傳播、闡述、認識的，探討威爾遜主義在中國影響等問題。由於威爾遜在巴黎和會上沒有信守他的承諾，中國直接收回山東半島的計劃落空，威爾遜主義很快在中國失去了熱度，而且威爾遜本人也開始受到美國以及中國知識分子的批評。但是，本文不讚同過去籠統地認為威爾遜主義在中國失敗的結論；實際上，威爾遜的民族自決和民主觀念的傳播，對五四運動的興起和發展都有着直接影響。 一、一戰後期美國在中國的宣傳活動 為了在全世界宣傳自己，美國於一戰後期成立了“公共信息委員會”(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簡稱“公信委”)，其中國分部建立於1918年9月，負責人是卡爾·克勞(C.Crow，1883-1945)。他既是商人又是作家，曾在上海開設了第一家西方廣告公司，創作和印製日曆、廣告、海報等；還是英文報紙《上海晚郵和水星報》的創刊編輯，該報發行了中文版——《大美晚報》。④當然，“公信委”中國分部的設立，也是美國駐華公使芮恩施(P.S.Reinsch，1869-1923)與在華美國記者經過若干年努力的結果。芮恩施發現，英、法、日國家資助的國際新聞服務在中國有很大的影響，而美國由於缺乏宣傳，其“聲望一落千丈”，經濟和政治利益也因此受到損失。甚至，美國所得到的亞洲的新聞，多來自英國路透社和日本國際通訊社。這即是說，美國關於亞洲事務和政策的消息不是直接得來的，而是經過了競爭者之手。由於芮恩施對“美國對中國的無知”以及“在中國的形象”十分憂慮，因此，招聘了“愛國的”美國教師、傳教士志願者翻譯威爾遜的演講和美國官方戰爭信息，向中國人發放小册子作為對中國新聞的免費服務。⑤ “公信委”中國分部在中國發展成了一個有影響的新聞通訊社。克里爾(G.Creel，1876-1953)在1920年出版的《我們如何為美國做宣傳》一書中，把它的活動視為一場“有着新教特徵的宣傳運動”，它向這個世界的每一個角落“帶去充滿美國理想主義、無私慷慨以及不屈不撓意志的信息”。它的詳細的中國工作計劃，是由在中國的美國報人鮑威爾(J.B.Power，1888-1947)經芮恩施的授意起草的。為了得到政府資助，芮恩施於1918年6月去華盛頓遊說。這樣，克勞於1918年秋天在上海組建了“中美新聞通訊社”(Sino-American News Agency)。同年11月，一戰結束，但克勞的活動繼續進行，免費提供信息給各個報社。⑥ 外國势力之所以在中國展開新聞發佈的競爭，是因為中國正在形成社會輿論空間。根據周策縱(Chow Tse-tung)的研究，到五四運動時期，已有七百多家新辦期刊；克勞也估計，在“五四”前後，中國有三百萬人買報紙。1919年6月，克勞稱，中美新聞通訊社在中國的各通訊社中居於首位，其每天向六十多家中國報刊提供五千字的新聞報道。這些美國政府的重大新聞，通過美國海軍無綫電傳到上海。當無綫電接收不穩定時，則摘自鮑威爾的《密勒氏評論報》和其他當地美國報紙。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