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C9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789(2021)02-0033-06 伯明翰学派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er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以下简称CCCS)成立于1968年，被认为是英国文化研究的开端，青年文化是其鼎盛时期主要关注的领域。CCCS青年文化研究工作由亚文化研究小组承担，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霍尔和杰斐逊主编的研究小组工作论文集《通过仪式抵抗：战后英国的青年文化研究》(1976年出版，以下简称《通过仪式抵抗》)和赫伯迪格的《亚文化：风格的意义》(1979年出版，以下简称《风格》)两部作品中。与观察青年问题传统的越轨社会学、犯罪学、病理学视角不同，通过霍尔所说的“复杂的马克思主义”，CCCS把惹人注目的风格行为与工人阶级年轻一代特殊的阶级经验结合起来，“风暴与服装”被解释为年轻人象征性地抵抗霸权意识形态的集体努力。尽管发展于20世纪70年代，“通过仪式抵抗”范式至今仍处于青年理论争论的中心，但该范式的理论霸权地位与对它的强烈反对之声一直相伴。亚文化史学家盖尔德曾说：“似乎每一个关于亚文化问题的学术研究员都痴迷于20世纪70年代CCCS研究员的工作。由于这些反应通常都是批评性的，也许我们可以换一种方式来解释：也就是说，CCCS就像一个(通常是坏的)父亲，随后的研究人员注定要和他展开某种形式的俄狄浦斯情结的斗争。”[1]在批判意见看来，CCCS青年文化分析最大的问题在于缺乏真实性，抵抗的叙事与参与者主观经验背离。为了扭转文本倾向，后亚文化研究出现了“民族志转向”，但很快被指出缺乏批判性、忽视结构性问题等缺陷。如今，青年研究进入对理论的全面反思阶段，鉴于先前对CCCS的批判过分激烈，有学者呼吁重新评估CCCS研究的遗产，[2]本文的写作正是基于这样的语境，尝试梳理并反思CCCS青年文化研究(主要是20世纪70年代)和民族志方法论之间的复杂关系。 一、青年文化研究与民族志传统 民族志起初由人类学为研究异文化发展起来，后被早期芝加哥社会学引入对城市边缘群体的研究，继而成为青年研究领域一支重要的方法论传统。《通过仪式抵抗》提道，“对越轨行为的研究一直涉及一种相当不同的社会学传统和视角——它在某种程度上更接近民族志人类学而不是实证社会学的调研方法”。[3]早期芝加哥社会学民族志采用自然主义视角，后逐渐吸收互动论，20世纪40年代中期之后，芝加哥社会学在美国社会学界的统治地位日渐衰落，但民族志方法仍然经历了两次发展的小高潮，第一次以20世纪50年代怀特的《街角社会》为代表，第二次则是20世纪60年代由贝克等人的推动。20世纪70年代后，随着社会学结构功能主义统治地位瓦解，人们对韦伯所说的“理解”、行动者的主观意义以及社会学、现象学的兴趣被重新唤醒，参与观察民族志重新获得关注。 对CCCS亚文化研究民族志方法而言，具有直接影响的并不是早期芝加哥社会学，而是吸收了象征互动论的贝克。贝克对爵士音乐家的研究，揭示了越轨者是如何被社会监控机构生产出来的，贝克的“标签理论”与关注文化与权力关系的文化研究相契合。然而，在“与社会学的相遇”之外，英国文化研究去经典、去学科的定位和多智主义的特点，也注定了要与社会学发生“断裂”甚至交战，也就是说，民族志的原则、方法和贡献需要在文化研究框架下被重新评价。赫伯迪格在《风格》中谈及方法论，他认为，参与观察虽然贡献了一些关于亚文化最生动有趣、最富启发性的记录，但这种方法因为缺乏分析性或解释性框架基础，在解释文化研究关心的阶级和权力问题上有所缺陷。因为“民族志所呈现的亚文化图像是残缺不全的”，在欧陆结构主义思潮影响下，对年轻人风格实践的观察“必须要用符号学这种更具分析性的方法作为补充”，遵循巴特，亚文化分析的任务就是“把以代码的形式铭刻在风格的浮夸表面上的隐秘信息识别出来”。[4]虽然CCCS亚文化研究并不是统一的工作，不同研究者的理论和方法有所差异，相关争论也并未完全反应在出版的文献中，但赫伯迪格的观点确实表达了CCCS对文本的高度倚重。 尽管CCCS在20世纪80年代后的研究工作仍涉及青年群体，但因为研究核心范畴的转移以及撒切尔的孩子们普遍被认为不再具有抵抗性，青年和阶级逐渐隐于种族和性别之后。再往后的英国文化研究逐渐发展出不同变体，但因政治性、文本性色彩太浓遭到猛烈批评，在青年研究中，出于对CCCS工作的反拨，后亚文化研究见证了民族志传统的全面回归。 二、“始终局外人”民族志与“第三层面”的问题 围绕CCCS青年文化研究中的民族志问题，一直争议不断，“始终局外人”民族志是美国学者罗达对CCCS亚文化民族志方法论的概括。后CCCS时期，随着内行人视角的民族志大量出现，内行人/外行人或知情人/局外人这个民族志书写的老问题，在青年研究中也被提了出来。在考虑研究者初始位置的情形下，罗达把民族志的书写方法进一步划分为三类，即“局外人进入”“始终局外人”“知情人进入”。[5]民族志方法的特点之一就是主客位变换，“局外人进入”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理解的民族志，即研究者在研究之初是异文化社会的陌生人，最终成为“通晓的公民”，“始终局外人”指研究者自始至终都没有进入或浸入研究对象。罗达认为，除了威利斯，CCCS的研究更多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对青年风格的外部文本分析相结合。如果民族志的精髓就在于“同情地理解”，“始终局外人”的说法本身就是反讽，罗达质疑这种书写方式的正当性，认为这种方法的不同之处已经引起了人们对CCCS理论家提出的亚文化分析价值的广泛怀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