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为正义”与“制度正义”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21)04-0168-08

       迄今为止，关于社会正义的所有理论，都没有注意到一个十分重要的区分，即“行为正义”(behavioral justice)与“制度正义”(institutional justice)的区分。这是在正义问题上长期存在着思想混乱的一种重要原因。笔者于2013年首次正式提出了这种区分：

       诸如所谓“正义”“正当”这样的词语，可以在两种截然不同的场合中使用：一种是指的行为的正当，亦即是指的某种行为符合某种既有的制度规范，我们可称之为“行为正义”，这显然属于规范伦理学的范畴；另一种则是指的上述制度规范本身的正当，我们可称之为“制度正义”，这才真正是正义论的范畴。……显然，并非任何制度规范都是“应当”遵守的，这里的问题在于这种制度规范本身……是否正义。例如，我们今天不必、也不应当遵守奴隶制度的社会规范。……我们没有遵从末俗、服从暴政、遵守恶法的义务。我们是首先根据正义原则来判定某种社会规范及其制度是否正义，然后才按照这种社会规范及其制度来衡量人们的行为是否正当，例如该行为是不是道德的、或是不是合法的。①

       笔者随即引用了罗尔斯(John Rawls)的一个说法：“一个人的职责和义务预先假定了一种对制度的道德观，因此，在对个人的要求能够提出之前，必须确定正义制度的内容。这就是说，在大多数情况里，有关职责和义务的原则应当在对于社会基本结构的原则确定之后再确定。”②但罗尔斯并没有明确指出这是“行为正义”与“制度正义”的区分，更没有对此思想加以展开。因此，自2013年以来，笔者在一系列文章、特别是专著《中国正义论的形成》中反复强调这个区分③。但遗憾的是，目前为止，这一点仍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有鉴于此，本文再对这个问题加以专题讨论。

       一、行为正义与伦理学

       由于没有两种“正义”概念、即“行为正义”与“制度正义”的区分，学界所谓“正义论”(the theory of justice)这个概念也是含混模糊的，有时指涉的是关于制度正义的理论即真正的正义论，而有时指涉的却是关于行为正义的理论即传统的伦理学。

       (一)一般正义论的主题

       所谓“一般正义论”(general theory of justice)，笔者指的是超越中西共时差异、古今历时差异的正义论概念④。关于这个问题，罗尔斯曾指出：“正义的主要问题是社会的基本结构，或更准确地说，是社会主要制度分配基本权利和义务、决定由社会合作所产生的利益之划分的方式。所谓主要制度，我的理解是政治结构和主要的经济和社会安排。这样，对于思想和良心的自由的法律保护、竞争市场、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一夫一妻制家庭就是主要社会制度的实例。把这些因素合为一体的主要制度，确定着人们的权利和义务，影响着他们的生活前景即他们可能希望达到的状态和成就。”⑤笔者曾指出，罗尔斯对“正义论”内涵的这个规定，尚不足以称为“一般正义论”，而只能称之为“西方现代正义论”，因为它所讨论的内容仅仅涉及现代社会的制度⑥。但无可否认，罗尔斯在这一点上是完全正确的，即：正义论所讨论的内容就是“社会的基本结构”或“社会的主要制度”。更简洁地说，正义论所讨论的就是制度建构问题；鉴于制度乃是某些社会规范的制度化的结果(并非所有社会规范都可以制度化)，笔者通常称之为“社会规范建构及其制度安排”。

       这就是说，正义论是关于制度正义的理论。因此，笔者在区分“正义”的两种用法时指出：“行为正义”是指的行为是否符合现行的社会规范及其制度，这并非正义论的课题；而“制度正义”则是指的社会规范及其制度本身是否正义、是否符合正义原则，这才是正义论的课题⑦。两者之间的关系如下：

      

       上述对“行为正义”与“制度正义”的区分，笔者后来曾一度称之为“消极正义”(negative justice)和“积极正义”(positive justice)⑧。此所谓“消极”与“积极”是针对制度建构而言的：行为正义并不涉及制度建构，即是消极的；而制度正义是要进行制度建构，即是积极的。这就是说，对于制度变革来说，正义论乃是一种积极的、乃至革命性的理论。

       (二)“中国正义论”的传统

       罗尔斯的正义论当然是西方的正义论，但西方所谓“正义论”并不总是真正的正义论。例如，西方正义论可以追溯到柏拉图(Plato)以“正义”为主题的《理想国》(Republic)，然而他所说的“正义”却仍然分为行为正义与制度正义⑨。具体来说：(1)柏拉图所讲的“城邦正义”即属于制度正义的范畴，亦即建立起由治国者、武士、劳动者三个等级组成的城邦制度；建构这种制度的根据乃是灵魂的构成(理智、激情、欲望)，这可以对应于正义论中的“正义原则”(the principles of justice)。(2)柏拉图所讲的“个人正义”即属于行为正义的范畴，亦即治国者、武士、劳动者三个等级应当各自按照自己的德性(智慧、勇敢、节制)各守其份、各司其职。而按照罗尔斯的界定，只有前者才属于“正义论”的范畴，其图示如下：

      

       而在中国，正义论同样是一种源远流长的传统，笔者称之为“中国正义论”⑩，其实主要是儒家的正义论。与西语“justice”相对应的汉语即“义”，荀子在历史上率先称之为“正义”(详下)。笔者亦曾指出：汉语“义”即正当而适宜，却有两种不同场合的用法：一种场合是指的人的行为应当符合现行的社会规范及其制度，即“行为正义”，这是伦理学和道德哲学的领域；另一种场合则是指的这种社会规范及其制度本身的建构应当符合正义原则，即“制度正义”，这才是正义论的领域(11)。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