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21)04-0016-09 作为与哲学一样古老的思想传统，辩证法自古希腊诞生以来之所以争论不断、历久不衰，主要因为它不仅是一种关于“知识”的“认知概念框架”，还是一种关于“生活”的“价值态度框架”。①也就是说，辩证法最为充分地体现了人的理论态度和生活态度的张力和统一。在此意义上，可以说辩证法诞生以来，就不仅具有其存在的思辨理论空间，更具有其存在的政治实践空间。也就是说，辩证法本身是以“双重空间”存在的。令人遗憾的是，在辩证法理论的相关研究中，人们往往重视其理论空间而忽视其政治空间。但在实质意义上，正是政治实践空间使辩证法一直保有持久的生命力。 一、古希腊辩证法：城邦秩序的“对话”追寻 法国学者韦尔南曾指出：“城市一旦以公众集会广场为中心，它就成为严格意义上的城邦。”②在人类思想史上，古希腊“严格意义上”城邦的出现是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件”，这一事件在“思想”和“制度”两方面——二者合为“秩序”——对后世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而这两个方面都与“政治”和“辩证法”密切相关。西方的“政治”(politics)一词与“城邦”(polis)一词是同根同源的，城邦的诞生就意味着政治的诞生，而政治的诞生又意味着“辩证法”(dialectics)——讨论城邦秩序和事务的“论辩的艺术”——的诞生。也就是说，正是城邦的诞生，意味着建立了一个以公众集会广场为中心的关于城邦秩序和事务的新的论辩场所，意味着讨论城邦秩序和事务的地点由神庙转向了广场，讨论的主体由神转向了人，从而打开了一片新的思想视野，为辩证法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对话和论辩的“政治空间”。如果说，广场是讨论城邦事务的物质性政治空间，那么，辩证法就是其精神性政治空间。 在古希腊，就辩证法作为对城邦秩序和事务的“论辩的艺术”本意来说就是关乎政治的，而“政治就其特征而言乃是一种在彼此对抗的利益之间达成非强制性协调的艺术”③来说，也是辩证法的。古希腊的“辩证法”与“政治”在作为关于城邦秩序和事务的讨论、辩论和协调的意义上是根本一致的。政治问题是辩证法关注和讨论的内容，辩证法是讨论和解决政治问题的方法。所以在古希腊城邦，“政治生活”成了参加演说和辩论的公众——被定义为平等人的公民——在集会广场上公开论辩的内容，他们把城邦(国家)看成他们的“共同事务”。④为此，亚里士多德强调生活在城邦里的人天生是“政治的动物”，人天生是通过对话来讨论和辩论城邦秩序和事务的动物。作为政治的动物，“人类所不同于其他动物的特性就在他对善恶和是否合乎正义以及其他类似观念的辨认”，而且正是人类在这方面异于其他动物的特性和合作关系造就了城邦。这既意味着人能聚合为大于个人和家庭的城邦——政治组织和秩序，也意味着在各种动物中只有人懂辩证法——运用语言和逻各斯(logos)的艺术。正是由于会运用语言和逻各斯，又意味着人天生是“辩证法的动物”。所以，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解释，“至于一事物的是否有利或有害，以及事物的是否合乎正义或不合正义”，就得借助语言和逻各斯，也即辩证法来说明。⑤只不过这里的语言已不再是祭祀或宗教仪式中巫师嘴里的格言警句和神秘咒语，而是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针锋相对的对话、讨论、争论和辩论。因此，所有那些属于最高领导权范围的、原来由巫师或国王解决的涉及全体公民利益的城邦秩序和事务，现在都提交给作为“论辩的艺术”的辩证法——通过对话甚至激烈的论战来解决。同时，所有这些城邦秩序和事务的解决，又必须由城邦公民平等参与，用自由演说、讨论和论辩的形式，即辩证法来表述，并符合城邦公民的共同利益以达到和实现“政治正义”。 由此可见，在古希腊城邦，政治正义离不开辩证法，辩证法离不开语言和逻各斯，正是语言和逻各斯使政治与辩证法合一了——“政治”也是运用语言和逻各斯的艺术：“政治艺术主要就是操纵语言的艺术，而逻各斯最初也是通过它的政治功能认识了自己，认识了自己的规则和效应。”⑥因此，不仅是辩证法与逻各斯，政治也与逻各斯形成了密切的相互“拱卫”关系——政治不仅是操纵语言的艺术，也是运用逻各斯的艺术，逻各斯为政治提供了相应的规则和效应的应用空间。对逻各斯的使用构成了希腊政治公共领域最重要的精神条件，它使得在意见、信息和论辩都公开的情况下公民愿意并且能够自由使用理性，而且还以理性作为成功论证的标准，因此形成了一个理性化的、以理服人的公共领域。⑦在此基础上，古希腊的城邦中公民社会生活的最重要的活动都被赋予了完全的理性和公开性。由此，古希腊城邦的公共领域第一次成了公民自由运用语言和逻各斯的辩证法的真正政治平台和政治空间。 在古希腊，特别是雅典人都热衷于政治辩论。雅典人生活在一种盛行口头辩论和对话的浓厚氛围之中，而这样一种氛围确实是现代人无法想象的。公众关注的诸多城邦问题以及公共事务的具体运作，都是雅典人极感兴趣和热衷讨论的重要话题。确定无疑的是，那些充满好奇心并具有追问精神的雅典公民都以积极的态度，详尽而热烈地探讨了各种令人极为关心的政治问题。在此意义上，可以说雅典公民都自觉地践行着人是“政治的动物”之论断。按照雅典人的观念，城邦就是一个除奴隶之外的自由民组成的公民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它的成员过着一种自由平等的和谐共同生活，尽可能多的公民被允许积极参与和维护城邦的公共活动和公共秩序，而不因为地位、职业或财富的不同受到歧视和不平等对待；在这个城邦共同体中，每个公民的才能和欲求都能够找到一种自发的、自然的和公平的、愉快的展示空间；而这个展示空间又最为充分地展示了雅典公民探讨城邦秩序和事务的“论辩技艺”，也即作为交谈和对话的辩证法。在此意义上，古希腊城邦的辩证法是同其城邦民主制的政治实践直接相关的。而古希腊的城邦民主政治，则意味着“辩证法”具有压倒其他一切权力——神权和王权——手段的独特效能和优势，也即作为交谈和“对话”的辩证法成为重要的“政治工具”——解决城邦一切权力和事务的原则和关键，因而成为管理和指挥他人及治理城邦秩序的最佳方式。所以在城邦中，辩证法作为“论辩的艺术”对城邦秩序和事务的讨论，致使“话语的地位提高了，它以自由的论辩和对立论证的形式被运用到世俗事物中，成为最有效的政治武器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工具”。⑧由此可见，古希腊城邦各种活动的展开所依凭的是公民的自愿合作，而实现这种合作的主要手段则在于辩证法——对城邦秩序的各个方面进行自由且充分的演说、讨论和辩论。从此，演说、讨论和辩论的辩证法就成了古希腊城邦中具支配和统治地位的思想论辩和政治活动所共同遵循的“游戏规则”。正是这种认为“辩论”是形成公共措施和实施这些措施的最佳手段和方式的信念，亦即这种认为一项明智的措施或一种良好的秩序应当能够经得起众多有识之士辩论审查的信念——使得雅典人成了政治哲学的创始者。⑨这也使辩证法成了城邦政治生活的基本方式，而城邦生活又为辩证法提供了对话和论辩的广阔政治空间和政治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