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集域外的奇禽异兽是古代欧亚各国统治阶层共享的文化。①然而，到了近代，随着博物学的复兴和公共博物学机构的建立，域外物种在分类学上是否具有特殊地位成为西方国家收集动物的主要考量因素。与古代主要通过进贡等方式实现物种交流不同，近代的物种交流主要通过科学考察和标本贸易实现。伴随着殖民扩张的全球推进，西方博物学家、探险家不断深入世界各地考察和采集动物标本，这也成为中国野生动物走向世界的主要方式。由于西方势力最先在中国东南沿海得到巩固，华南地区的鸟兽也最早被西方人关注，不过该区域的鸟兽多为普通物种。随着内陆地区逐渐向西方人开放，横断山区、西北地区、东北地区亦成为西方探险家竞逐的区域。栖息在这些地方的大熊猫、川金丝猴、羚牛、白唇鹿、普氏野马、普氏原羚、麋鹿、东北虎、绿尾虹雉、褐马鸡等也逐渐被西方人所认知，并成为博物学上的新物种，它们的名字也常常跟法国传教士谭卫道(Armand David)、俄国探险家普尔热瓦尔斯基(Н.М.Пржевальский)等人联系在一起。②当这些物种被科学发现之后，大批欧美探险家相继来华狩猎标本或捕捉活动物，中国稀有动物的全球贸易渐次兴起。与其他物种稍有不同的是，大熊猫在20世纪40年代被用作外交宣传，使其进一步成为世界知名的物种。 近几十年来，学术界已对谭卫道发现大熊猫的经过，以及欧美探险家来华猎捕大熊猫的过程做了详细研究。③关于20世纪40年代的“熊猫外交”，也有学者从南京国民政府角度建构了“熊猫外交”的形成过程。④不过，论者通常未能深入讨论大熊猫之所以能够走向世界的科学与商业背景。同时，由于对南京国民政府在外国人来华采集标本活动中扮演的角色缺乏研究，有学者认为当时的中国政府无力管控外国人来华狩猎大熊猫。也正因为缺少对中国政府的管理政策和物种保护政策的分析，论者亦未能观察到商业渠道中断后的观赏需求与“熊猫外交”的形成存在内在联系。本文拟考察晚清民国时期中国大熊猫如何逐步走向世界的过程，同时讨论南京国民政府对外国人来华采集标本的管理和稀有物种保护政策，进而分析欧美的“熊猫热”与国民政府“熊猫外交”之间的内在关系。 一、近代博物学、全球贸易与中国大熊猫走向世界 近代世界是知识急剧转型的时代，也是商品急速流通的时代，两者亦存在相辅相成的内在联系。近代博物学的兴起和全球贸易的发展正是这种联系的集中体现，它们也是中国大熊猫走向世界的重要背景。如要对大熊猫如何逐步走向世界作出解释，则需分别对博物学的复兴、博物学机构的展览需求、探险家在西南的活动和动物贸易进行具体分析。 (一)博物学在近代的复兴 在大熊猫走向世界过程中，近代博物学为西方人发现和认识大熊猫奠定知识基础。博物学这门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的学问经过长时期的沉寂，在16世纪中期全面复兴并不断发展壮大。分类、描述和命名成为其主要内容。⑤博物学的复兴改变了西方人看待自然的方式，正如法国哲学家福柯(Michel Foucault)所言，“一个新的可视性领域全方位地建构起来了”。⑥具体而言，对自然事物分类方法的改变是近代博物学最重要的转变。已有研究表明，近代早期的博物学家多从人类利用的层面出发，而不是根据动植物的内在特征进行分类。⑦不过，随着博物学的发展，这种功利主义取向的分类方法逐渐被独立、客观和不以人类为中心的新分类体系所取代。其中，瑞典博物学家林奈(Carl Linnaeus)确立的以植物性器官识别植物的分类体系被博物学界广泛采用。近代博物学的另一转变表现在由注重古代文献到重视田野考察。瑞士地质学家、动物学家阿加西(Louis R.Agassiz)的口头禅即是博物学转型后的具体体现，他说：“假如你只是在书上研究自然，你走出门去根本找不到它。”⑧伴随着殖民扩张的推进，博物学在空间上得到拓展。经过近代博物学洗礼的法国传教士谭卫道进入四川穆坪(今宝兴县)后当即察觉到大熊猫的科学价值，因为这种动物在博物学上从没被记录和描述过，他在日记中写道：“这种动物将成为科学上的一个有趣的新发现。”⑨ 有必要说明的是，中国虽有发达的博物传统⑩，但在本土知识谱系中大熊猫并未优先被近代国人认知，这主要与中西方的博物传统存在本质差异有关。当西方博物学朝近代科学方向发展时，中国博物学的运用仍停留在利用层面观察本土动植物。譬如，清朝嘉庆、道光年间，当地文人对大熊猫的形态有过较精准地描述，诸如“性最痴”，“不食五谷，食竹连茎”等。(11)但由于他们不具备一套类似西方分类体系的思想资源来确定这个物种的位置，他们将大熊猫视为无用的怪物，道光时期的《留坝厅志》就称其为“腹无五脏，惟一肠，两端差大，可作带系腰”。(12)与文人的看法相同，大熊猫在当地农民眼中同样无甚价值，德国人种学家、探险家施特茨纳(Walther St
tzner)在汶川的经历为我们了解农民的观念提供了可能。1914年施特茨纳为了养活买到的大熊猫幼崽，想在当地找人做保姆，但他发现当地人很难理解为何西方人会对一只“笨熊”如此大惊小怪，一个姓薛的人告诉施特茨纳，如果要他照顾这只小熊，“瓦寺的妇女会嘲笑他”。(13)大熊猫之所以会成为本土文化中的怪物，正与中国博物传统中的功利主义有关，因为其不具有经济价值。大熊猫的皮不值钱、肉不可食，这是当地人对其不感兴趣的主要原因。到访过川西地区的很多外国人都留有这方面的记载，譬如德国探险家台飞(Albert Tafel)就明确告诉读者，虽然“竹熊”皮偶尔会落到汉族商人手中，但当地人并不认为其珍贵，因为它的毛很短，只能得到很少几个铜钱，台飞同时指出，“竹熊”肉在当地也被认为不可食用。(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