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与罗马教廷通使问题再考察

       在讨论近代中国与罗马教廷关系时，需要注意双方的多次通使尝试。一战期间中国与教廷间的通使尝试，便是其中的一次特殊事件。此事曾引起学术界的注意，先后有卫青心、罗光、顾卫民、陈方中、弗兰西斯·拉图尔(Francis Latour)、杨承恩(Ernest P.Young)、乔万里(Agostino Giovagnoli)、奥利维尔·西伯(Olivier Sibre)和陈聪铭等学者，致力于考证此次通使的相关史实及其夭折的经过，但内容颇多雷同之处。①还有学者在史实订正之外，揭示通使过程中的各方博弈，如陈志雄探讨了时任外交总长的陆征祥在此次通使过程中的角色；戴维·阿尔瓦雷斯(David J.Alvarez)考察了美国国务院阻挡通使的原因，借以检视一战期间协约国集团与教廷的关系，以及当时美国的远东政策。②

       虽然前述学者已经做了不少工作，但此问题仍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第一，此前多注重利用法文史料，而忽略了对中、英文史料的挖掘，交涉细节存在缺失，未能揭示通使失败的多重原因。第二，局限于讨论法国与教廷间的交涉，对于中、法之间的角力，各方舆论的反应，美、日、英诸国的声音，或讨论不够，或未有涉及。第三，未曾分析北京政府主张通使的复杂原因，较少注意到一战时期的国际情势与通使间的关系。有鉴于此，本文试图由上述三方面入手，重新考察此次中国与教廷的通使始末和失败原因。

       一、战时中国与教廷间的通使交涉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国家开始借助战争和条约不断在中国攫取特权。法国政府通过与清廷进行教务谈判，逐渐确立了对华传教政策③，而后又通过中法《天津条约》获得保教权。④法国政府时常以保教为由干预词讼，反使民教之间冲突不断。因此，清廷与教廷皆有通使意愿，希望在遇有教务纠纷时，可以越过法方直接交涉，并为此做出数次尝试。无奈法国从中作梗，结果皆以失败而告终。⑤

       中、法、教廷三方之间的关系是联动的，法国与教廷交恶的同时，也为中国与教廷尝试通使提供了机会。1904年4月24日，法国总统卢贝( Loubet，1838-1929)对意大利进行国事访问，引发教廷的强烈抗议。⑥7月30日，法国与教廷断绝外交关系，同时宣称将放弃“保护东方教徒之责任”(保教权)。⑦1905年12月9日，法国政府通过《政教分离法》，宣布废除1801年《教务专约》，将教会产业收归国有，取消神职人员津贴。⑧1906年1月，法国驻华公使照会清廷外务部，宣称今后只负责处理与法籍传教士有关之事务，其他国籍传教士所涉事务概由清政府与该国驻华使节交涉，宣告法国对非法籍传教士保教权的终结。⑨

       在法国与教廷交恶之后，远东地区法籍传教士继续借助自身的文化、教育和政治影响力，来推动法国的外交政策，教廷则设法通过任命美、意、比籍传教士逐渐取代之。⑩与此同时，在中国天主教界内部，传教士和华人领袖掀起了一股神职人员本土化的改革浪潮。此次改革符合中国和教廷的共同利益，既可削弱法国在远东地区的影响力，又有助于中国政府加强对天主教会的管理，故遭到在华法籍传教士的反对。恰逢此时，教会史家约瑟夫·史密特林(Josef Schmidlin，1876-1944)向教廷建言，希望改革沪、港的教会教育和出版机构。(11)教廷顺势于1913年派史密特林赴华考察教会，借机与北京政府交涉通使办法。(12)

       1914年7月28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同年，本笃十五世(Benedict ⅩⅤ，1914-1922)当选新任教宗，而后致力于以和平、外交方式解决国际纠纷，敦促交战双方达成和解，并在互换战俘和减少平民伤害方面取得一定成效。(13)英国已于1915年向教廷派驻使节，日本当时正拟派遣公使，法国也有意与教廷修复关系。北京政府朝野据此研判，本笃十五世将会成为调和战争的关键人物，如天主教背景的《大公报》曾乐观地认为：“唯有罗马教皇，公平和易，不以势力相争，不以权利相夺，并不以酬报相觑。纯抱一宗教中之爱人工夫，日以胜残去杀为唯一之希望。各国眼光中，知之稔佩之久矣。当此薛滕争长之时，终为虞芮质成之举，舍罗马教皇，其谁与归?”(14)

       中日签订“二十一条”以后，防日成为北京政府的首要目标。北京政府推动与教廷通使的目的，除了方便管理教务之外，还有政治利益的权衡。北京政府想借助教廷之力，力争在战后和会中收回德国在山东的权益，防止山东落入日本之手。然而，通使交涉的过程却相当曲折，这与北京政府内部对教廷在一战中角色的认知分歧有关。赞同通使者，以外交总长陆征祥为代表，认为教廷主导欧战和谈，中国可以借势而为，谋求自身利益。反对者则以驻意公使高尔谦为代表，认为教廷对欧战影响力有限，另有美国高调调停，当下国际情势并不明朗，不宜轻举妄动。(15)

       1915年6月28日，外交部发电询问高尔谦，传闻教宗或瑞士将来负责调停议和事，英、荷已向教廷派驻使节负责接洽，特令高尔谦查核“教皇是否有调和之意”。(16)7月3日，高尔谦回复外交部，称意、英所派者为专使而非驻使，其派使目的是“固结本国教民之地位”，与欧战和议之事无关；荷兰遣使教廷确与和议有关，意在策动将会议地点设在荷兰。教廷虽有调和之意，美国亦有此意，内部分歧甚大，“教皇处既难设使，自难通款”。(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