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的国家意识教育，是指在新加坡政府主导下进行的国家认同和国民身份认同教育，旨在使其国民树立“我是新加坡人”的信念，并将这种信念转化为投入国家建设和发展的实际行动。1959年人民行动党上台执政后，以李光耀为代表的新加坡领导人体察到阻碍国家发展的三大痼疾，即多元文化冲突、“伪西方社会”困局和新加坡的先天缺陷。为解决这三大痼疾，新加坡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教育政策，将新加坡身份认同文化、儒家伦理文化和国家危机管理文化融入对国民的国家意识教育之中，并在全社会大力弘扬“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新加坡”的核心价值观，为新加坡的快速发展奠定了稳固的思想道德基础。 一、新加坡国家意识教育的三重文化路径 1.注重身份认同教育 新加坡是一个典型的后殖民地国家，长期的殖民化管理并未使其形成根深蒂固的国家文化。19世纪20年代，华人、印度人、马来人大量涌入新加坡，移民居住的流动性、暂时性和不稳定性，导致其对新加坡的认同度和归属感较低。而不同族裔间在语言、文化、宗教等方面的差异，也加大了社会整合的难度。特别是20世纪上半叶，华人因人口众多、势力强大而遭到其他种族的敌视。同时，民众的民族意识、种族意识、个体意识普遍强于国家意识，难以凝聚社会共识、形成集体认同，使得国内社会摩擦和冲突增多，严重威胁到新加坡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只有创造出一种思想统一、族群和谐、情感融通的新加坡身份认同文化，才能破解这一困局。李光耀在新加坡建国之初就提出：“新加坡要建立一个多元种族的国家……这不是个马来国，这不是个华人国，也不是个印度国。每个人都有他的地位，平等、语言、文化……让我们成为真正的新加坡人，不论种族、语言、文化、宗教，团结一致。”[1]新加坡领导人意识到国家发展的基础性工作是在全体社会成员中形成“我是新加坡人”的价值共识，逐步克服客居心态，增强国家凝聚力和向心力，在包容多元中促进新加坡人身份认同的建构。 社会认同理论认为：“社会身份是一个人的自我概念的一部分，其源于他对一个或多个社会团体成员身份的了解，以及与该成员身份相关联的价值和情感意义。”[2]根据该理论的释义，可将新加坡的身份认同教育分为自我身份认同、群体身份认同和文化身份认同三方面内容。认知是认同的前提。自我身份认知是达成“新加坡特质”(Singaporeanness)的必要基础，它主要回答“我是谁”的问题，以明确原有身份与自身个性；群体身份认知则是要让个体认识到他(或她)隶属于特定的社会群体，并在群体中实现情感融通和自我价值；而文化身份认知则是个体要理解历史的、后天形成的群体文化，构建集体的历史记忆，“让各种文化要素在个体社会化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渗入到‘自我’的范畴，构成自我身份认同的内核”[3]。最后，在自我身份、群体身份和文化身份的认知过程中形成统一的社会身份认同。 2020年6月新加坡教育部颁布的《期待的教育成果》(Desired Outcome of Education)体现出对身份认同教育的具体要求。根据学龄特点，新加坡教育部就小学、中学、专上三个主要学段提出了具体的教育目标。在小学阶段，主要培养学生的自我身份认同意识，要求学生“了解自己的优势和擅长领域，能够思考并自信地表达自己”[4]，通过自我认识、自我发掘和自我肯定以奠定未来的发展基础。在中学阶段，主要培养学生的群体身份认同意识，要求学生“相信自己的能力并能够适应变化，能够在群体环境中工作并对他人表示理解”[4]。结合新加坡多元文化的背景可知，这一阶段着重培养学生适应新加坡特殊社会环境的能力，一方面要尊重包容多元文化带来的差异性，防止对其他族群母语、文化与价值观的歧视或偏见；另一方面强调要回归新加坡人的大集体，在集体的影响下形成基于制度、文化上的国家认同，努力创造出自身价值。在专上阶段，进一步培养学生的文化身份认同意识，要求学生“要有道德勇气来捍卫正确的事物，能够跨文化合作并承担社会责任。勇于创新和进取。能够进行批判性思考并具有说服力。有目的地追求卓越。以成为新加坡人感到自豪”[4]。这一阶段，学生已通过学习逐步形成一套完整的内在价值体系，对自我、社会、文化都有了更全面的认识，在此基础上对新加坡能有更理性的情感表达，易于建构出清晰统一的新加坡身份认同。可以看出，追求新加坡人的身份认同贯穿于新加坡教育的全过程，这对于新加坡寻求“国家生存”而言是至关重要的。每一阶段的目标都是明确而具体的，因势利导、潜移默化、循序渐进地充分融入教材、课堂、社会实践，让学生乐于接受、认可、表达，鼓励学生从认知、情感、行为上真正认同新加坡人的身份。 2.强化传统儒家伦理文化教育 由于早期新加坡华人移民占多数，其社会心态、文化心理乃至行为方式都受到儒家伦理文化的影响。而异乡寄居者的身份则推动儒家伦理文化成为华人群体的文化之根和交往纽带，并建立起以儒家伦理文化为支撑的社交圈。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新加坡兴起了一场“儒学复兴运动”。[5]20世纪80年代，新加坡采取实用主义策略，借助西方的科学技术实现了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但是随着西方文化的入侵，新加坡青年的价值观越来越西化，公民的道德标准发生了变化，国内的东方传统和价值日益失落。面对沦为“伪西方社会”的危机，新加坡领导人开始重视道德价值观教育，并将儒家伦理文化作为学生道德学习的主要内容，力图保留东方传统文化的根基与命脉。1986年12月12日，李光耀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发表演讲时称：“当有一天华人失去儒家思想的特质……我们将演变成另一个社会。随着我国的西化，儒家思想已逐渐式微，如果我们无法成功地保留儒家思想的一些基本价值观，我们将成为另一个西方式的意见纷纭的社会，并面临极大的困境。”[6]在李光耀的推动下，新加坡把儒家伦理编入中学德育教材，实现了儒学的新加坡化，推出了“亚洲价值观”“共同价值观”，希望在亚洲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的基础上，创造出一种适应时代发展变化的文化。向学生灌输适应新加坡发展的东方价值观，其目的是防止新加坡在精神上成为西方国家的附庸，也是为了在经济现代化的过程中扭转文化弱势地位，加深更高层次的国家认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