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4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80X(2021)04-0100-19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关键核心技术实现重大突破，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之一。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凭借劳动力规模形成的比较优势，积极参与全球分工，在对外贸易和经济增长方面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然而，依赖劳动力禀赋从低端嵌入由发达国家所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体系，也导致了关键机器设备和零部件(以下简称关键设备)高度依赖外部进口的局面(洪俊杰和商辉，2018)。这种生产分工模式是否抑制了本土企业和关键设备的自主创新能力，已引起社会各界普遍的担忧。 发展中国家从工业化国家进口关键设备，不仅是价值分工的客观结果，也是利用“后发优势”，借助“干中学”等方式提升自身创新水平的主动选择。理论上，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鼓励从外部进口先进的关键设备，不仅可以弥补市场短缺，而且能够加速技术的内向溢出，增强企业的创新动力(Connolly，2003)。采用这种引进与进口的创新路径，有助于欠发达国家在较短的时间以低廉的成本缩小与前沿技术的差距(Grossman and Helpman，1991；林毅夫和张鹏飞，2005)。正因为如此，鼓励关键设备进口作为中国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策略中关键的一环，①一直被视为弥补国内市场缺口和提升创新水平的重要政策抓手。大量的机器设备进口缓解了设备缺失的难题，并助推中国沿海地区的出口增长奇迹(巫强和刘志彪，2009)。然而，不明朗的是，鼓励进口政策是否提高了国内企业的创新水平。尤为重要的是，当中国企业逐步缩小与前沿技术水平的差距时，依靠进口解决关键设备缺失难题，能否有利于企业形成创新的内生驱动力。 尽管已有众多理论和经验文献讨论了进口与创新的关系，但尚未有研究就中国鼓励关键设备进口的创新效应进行仔细评估。这种评估对明确大规模的关键设备进口与鼓励政策的联系，以及甄别鼓励政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具有重要作用。理论上，鼓励关键设备进口首先意味着更多的高质量投入，可以通过提高中间投入多样性、增强产业联系和增加知识外溢等方式拓宽企业“再创新”的空间(Fieler et al.，2018；Goldberg et al.，2010；Keller，2004)。从创新资金来源看，鼓励政策多以优惠的信贷政策作为支撑，能够增强企业获取外部信贷资金的能力，进而激发企业的创新活力。这些理论机制都指向了鼓励政策对于企业创新的积极影响。不过，随着经验积累和技术提升，重复的“干中学”效应面临规模报酬递减的境地(Arrow，1962)，关键设备进口的创新效应将不断减弱。即便创新效应依然存在，即存在着伴随政策放大的市场竞争和替代效应，以及研发知识向商业化应用方向溢出，关键设备进口可能会不断挤压企业进行基础创新的空间，从而阻碍其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再创新”路径的适用性亟待直接而清晰的评价。 然而，评估关键设备的进口鼓励政策存在很多难点：①识别关键设备存在困难。不同行业在不同时期的关键设备可能会有变化，难以找到一个准确一致的指标将各行业的关键设备甄别出来。②适合用于科学分析的进口鼓励政策较少。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关键设备的进口由政府主导。直至加入WTO之后，外贸经营从许可制向实地登记制转变，进口限制得以放松并逐渐市场化。但市场化基础上的政策行为是否起作用仍不清楚。③度量关键设备相关的创新具有挑战性。幸运地是，中国近年的政策实践为本文提供了一次绝佳的研究机会。具体地，本文利用2007-201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商务部共同发布的《鼓励进口技术和产品目录》(以下简称《目录》)作为政策实验。《目录》列明了鼓励进口产品的名称和代码，这可以帮助本文精确识别关键设备的范围。因此，本文讨论的关键设备特指列入《目录》的产业或产品。为了准确评估政策对企业创新的因果性影响，本文利用《目录》不定时的动态调整在产品层面所形成的不可预期的政策冲击建立双重差分(DID)模型，并将纳入《目录》的产品视为处理组，纳入年份作为经受政策冲击的时间点。此外，本文利用企业名字对接专利数据库与中国海关数据库或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获得了企业以及企业—产品层面2002-2016年的专利信息，并构建了专利引用数量、专利市场价值、专利基础程度等系列指标。 本文的经验研究主要涵盖三个方面：一是在基准分析中证实了进口鼓励政策对企业创新的积极影响。平均而言，受鼓励政策影响，进口企业的发明专利申请数量显著提升2%左右。进一步地，本文还发现鼓励进口政策对创新质量(以专利被引用数、专利授权数与专利市场价值衡量)以及企业内关键和非关键产品的创新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二是发现刺激关键设备进口和增强企业信贷能力是鼓励政策发挥作用的重要途径。通过分析进口机制，本文建立了鼓励政策与关键设备进口之间的直接关联。异质性分析发现，鼓励政策对国有企业的影响较民营企业更为突出。三是探讨了鼓励政策对企业创新路径选择的影响。初步探索显示，受鼓励政策影响的企业，其基础创新水平显著下降。综合以上三方面结论，可以认为鼓励政策带来的关键设备进口提高了下游研发的相对价值，刺激企业从事商业化应用和创新，这对企业创造短期利润具有重要意义，但鼓励政策对基础创新的削弱作用，可能会威胁企业自生成长的道路。 本文的边际贡献为：①通过揭示鼓励关键设备进口政策对企业创新的深刻影响，不仅对创新政策研究形成重要补充，填补了关键设备进口研究的实证空白，更积极回应了社会关切的问题。众多文献考察了以关税削减为主要内容的贸易自由化政策(Bloom et al.，2016；张杰，2015)和政府补贴等公共政策(Bloom et al.，2019)对企业创新和生产效率的影响，但对鼓励进口政策的直接分析却十分缺乏。考虑到其他发展中国家普遍有着较为强烈地引进先进设备的需求，中国的经验也能为其他国家提供有益的参考。②对关键设备进口及其与创新关系的研究，加深了对技术引进的理解。无论是基于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追赶理论，还是企业组织的学习理论，外部技术引进都是促进自主创新和生产率进步的重要力量(Kim，1980)。但既有文献很少将技术引进中的“软”技术(技术和专利授权等)和“硬”技术(机器设备)进行区分。虽然部分学者注意到设备投资和进口的重要性(De Long and Summers，1991；巫强和刘志彪，2009)，但尚未有文献就其与创新之间的联系提供微观证据。③通过探讨鼓励政策的溢出作用并厘清其影响机制，本文进一步扩展了进口的技术溢出等相关文献。研发活动具有本地化特征，但是研发知识可以通过贸易的方式实现跨国溢出。进口中间产品和资本设备的国家能够以“干中学”和逆向研发等方式获取隐含在进口产品内的信息和技术知识(Keller，2004；Rivera-Batiz and Romer，1991)。Aghion et al.(2019)发现，当企业通过出口进入新市场时，来自新出口市场的专利引用数会显著增加。国内早期文献也从技术溢出角度强调了进口的作用(谢建国和周露昭，2009；李小平和朱钟棣，2006)。本文不仅深化讨论了关键设备对企业内关联产品的技术溢出，而且分析了伴随主动进口政策的信贷扶持在创新溢出中的作用，这增强了公共政策的可操作性。④通过讨论鼓励政策对企业创新水平和创新路径的差异性影响，本文一方面证实，引进关键设备的确可以加快企业追赶前沿技术的步伐，这符合既有文献的判断(Grossman and Helpman，1991；林毅夫和张鹏飞，2005)；另一方面发现，依赖设备引进的“再创新”策略同时需要承担削弱基础研究的代价。鼓励政策带来的关键设备进口抬高了下游应用创新的相对价值，诱使企业从事应用创新，这极可能是关键设备依赖局面无法破解的根源之一。尽管上述结论是实证性的，但是不在理论上仔细区分应用创新和基础创新的本质性差异，就难以得到这些发现，也就无法对一些经济困境给予解释，这可能是本文的理论贡献，也是值得继续讨论的理论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