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4116/j.nkes.2021.01.007 2018年11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旨在推动全面落实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各项任务，促使区域协调发展向更高水平、更高质量迈进。“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以下简称“经济协调会”)作为一项跨越二十多年的“区域一体化”措施，在区域协调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2010年后，“经济协调会”通过推进合作论坛、合作专题、企业服务联盟等方式促进了长三角区域内的企业、科研院校和政府在产学研等多方面的协调发展①。目前对长三角及“经济协调会”的考察主要从政府间合作方式、协调发展策略、宏观影响等展开了一系列研究(徐现祥和李郇，2005；吴福象和刘志彪，2008)②。张学良等(2017)将“经济协调会”作为一个准自然实验，发现加入“经济协调会”可以通过城市之间的市场整合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促进生产效率提升。然而，“经济协调会”促使城市群经济绩效提升的微观机制尚不清晰。通过参与协调发展，市场整合、资源优化配置等带来的优势开始渗透到公司，本文通过考察“经济协调会”对公司创新的影响来打开其提高经济绩效的黑箱。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创新驱动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在引领经济社会发展中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为了在国际市场上有效竞争，一个国家的公司必须不断创新，提升其竞争优势(Porter，1992)。对此，如何提高公司创新发展就变得至关重要。创新包括利用新知识和信息创造更有效的产品(Hall等，2005)，公司的信息收集、知识利用、技术发展等直接影响公司的创新能力。 城市的空间邻近可以产生正的外部性(Meijers，2005；Van Oort等，2010)，通过劳动力市场的相互作用、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供应商之间的匹配、知识的溢出等机制产生集聚经济效应(Duranton和Puga，2004)。“经济协调会”通过城市间的合作形成集聚经济，产生信息以及技术溢出效应。通过举办专题论坛邀请公司参与、建立“经济协调会”企业服务联盟等协调发展战略，“经济协调会”能够促进公司之间进行信息传递和相互学习，并实现知识的不断累积和循环改进，从而影响公司的创新。因此，本文预期“经济协调会”能够促进公司创新。 基于不同城市在不同时间加入“经济协调会”形成的准自然实验情境，本文使用双重差分来估计加入“经济协调会”对公司创新的影响。以中国资本市场上市公司2008-2016年数据为研究样本的检验结果表明，公司所在城市加入“经济协调会”后，公司专利的申请数量平均上升了40%左右。为了排除其他替代性解释，进一步支持“经济协调会”促进了公司创新的观点，本文分别从公司网络、全要素生产率和信息环境三个维度进行了横截面差异检验。其结果发现，在公司网络中心度较低、全要素生产率较低、信息环境较差的条件下，“经济协调会”对公司专利申请数量增长的推动作用更大。最后，本文进行了一系列的稳健性测试以加强研究结果的稳健性。 本文的研究贡献主要在以下方面。 第一，本文贡献于“经济协调会”产生经济效应的相关研究。已有研究主要是从宏观层面介绍“经济协调会”提出的背景、合作模式及对城市群经济的影响等(徐现祥和李郇，2005；黄新飞等，2014)，少数研究为“经济协调会”的经济效应提供了经验证据③。然而，这些研究较少关注“经济协调会”对微观层面的影响。本文从公司创新的角度考察了“经济协调会”对公司的影响，发现“经济协调会”能够促进公司创新，补充了“经济协调会”如何影响微观经济主体的经验证据。 第二，本文贡献于公司创新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从实证角度看，已有研究主要分析了机构所有权、金融衍生品、外部环境变化等对公司创新的影响④。本文表明“经济协调会”带来的信息及技术溢出会导致公司专利申请数量的增加，有助于推动公司创新的相关行为，从宏观政策方面补充了创新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 第三，本文使用的准自然实验可以有效消除内生性问题的干扰。以前关于公司创新的研究会受到内生性问题的干扰，因为一些重要的公司层面不可观测因素(如公司战略选择、公司特质等)很可能同时影响公司特征和公司创新。然而，“经济协调会”并不依赖于公司层面的不可观测因素，这种冲击是相对“外生”的，这有助于本文更准确地识别“经济协调会”对公司创新的因果效应。利用不同城市在不同时间加入“经济协调会”形成的准自然实验情境，本文使用双重差分方法解决了以往研究中存在的缺失变量问题，发现“经济协调会”可以促进公司创新。 本文按以下顺序安排后续部分：第二部分进行了理论分析；第三部分详述了数据的来源、变量定义以及模型设定等研究设计；第四部分给出基本问题、横截面差异的主要实证结果；稳健性检验及相关分析在第五部分中展示；最后是本文的研究结论。 二、理论分析 邻近的城市之间通过空间和功能整合可以达到一种密切合作、功能互补的状态，从而产生正的外部性，形成协同发展(Meijers，2005；Van Oort等，2010)和集聚效应，集聚经济效应通过劳动力市场的相互作用、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供应商之间的匹配、知识的溢出等而产生(Krugman，1991；Duranton和Puga，2004)。通过城市之间的协调合作，“经济协调会”形成了协同发展。从长三角的空间范围来看，“经济协调会”所引发的区域协调发展突出表现为城市间分工与协调合作的深化，尤其从产业和空间双重互动的动态角度看，呈现出共同集聚或协同集聚的特征，由此产生信息及技术溢出效应。例如，吴福象和刘志彪(2008)以“经济协调会”的16个城市为研究样本，发现城市化群落驱动经济增长的主要机制之一是要素在区域间自由流动促进了技术溢出。孟庆国和罗杭(2017)指出“经济协调会”自发合作的现象体现了经济的集聚和协同发展。张学良等(2017)发现，作为一种区域合作和交流机制，“经济协调会”能够推动城市之间的功能分工和市场共享，实现城市群的协同发展，使群内的各个地区享受到更多的技术溢出，形成集聚的正外部性和溢出效应，带来经济效率的显著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