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意义上的街舞在20世纪80年代进入中国。从早期街头热舞起始，历经酒吧斗舞、舞台表演，街舞逐渐从野蛮生长状态进入规范的赛事表演，最后演化为今日的文化创意产业。深圳街头文化可以追溯到1986年由市青少年活动中心独创的广场文化“大家乐”卡拉OK，这是一种具有青少年“自愿、自荐、自费、自娱、同乐”特色的街头文化。[1]1988-1989年，随着陶金主演的《摇滚青年》在中国上映及其编排的《让我们跳起来》登上央视春晚，霹雳舞开始流行起来。深圳街头霹雳舞者的数量已无从考据，但通过一件小事或许能窥见当年深圳霹雳舞的高光时刻：2015年，央视一套晚八点档节目《出彩中国人》出现了三位由70后组成的霹雳舞搭档。20年前，他们是深圳小有名气的霹雳舞团，被誉为“深圳小虎队”。三虎之一的陈立江曾获得过首届全国霹雳舞大赛一等奖和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办的“将军杯”全国霹雳舞大赛一等奖[2]。2004年，深圳南山Hip-Hop舞团Tripline创始人王阚举办了“国际街舞精英赛”，并以本色酒吧为基地，牵头创办民间街舞组织“演舞会”，致力于推广街舞。该组织每年举办的活动可以聚集千名海内外街舞爱好者，成为国内最大的街舞交流平台，王阚也获得“中国街舞奠基人”的荣誉[3]。2011年，深圳民工舞团在央视春晚表演街舞《咱们工人有力量》，引起了社会轰动。2012年，深圳市首家学术性非营利性社会组织“街舞学会”宣告成立，其简介表明“活动经费部分来自政府资助”[4]。至此，深圳有规模的街舞活动基本上被纳入政府文体局和大型商业机构的文化创意和文化演艺体系中。尽管如此，街头和广场依然是青少年街舞者热爱的场所。本文以深圳市民中心“中区通道”青少年街舞为考察对象，试图探讨以下问题：与体制化或商业化的舞团相比，自由、流动的街舞参与者处于次要和边缘的地位，是否天然地隐喻着偏离、脱轨和抵抗属性?市民中心、城市地标、广场等公共空间是否自然获得了“好”的公共性?街道、通道、过道等公共场所是否可以被定义为公共空间?街舞参与者如何建构地方认同，并以特定空间为节点，通过社交行动网络重新发现街舞与城市创新文化之间的内在关联，借此思考自下而上自发形成的青少年差异文化对于城市个性、自由表达、宽容氛围及集体记忆的价值意义。 一、文献回溯与历史分析 作为舶来品的“街舞”(Street Dance或Street Dancing)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美国纽约市布朗克斯区。非裔黑人青少年在街头争夺地盘、寻衅斗殴的休战期间，街舞作为宣示空间主权和展示体魄实力的技艺比拼而登场。当街舞开始流行后，青少年在斗技中糅合了大量非洲音乐和舞蹈动作，与涂鸦、刺青和奇装异服结合在一起，形成了青少年独特的HipP-Hop文化。 早期的文献显示，研究者往往将街舞和音乐从表演空间中抽离出来，仅作为符号化的文本展开探讨。英国伯明翰学派代表人物赫伯迪克在《亚文化：风格的意义》中主要描绘了朋克青年如何利用服装、身体、音乐、语言进行“符号的游击战”，抵抗主流文化。萨拉·桑顿研究俱乐部文化时，详细考察舞者的着装、嗑药、交往方式及俱乐部氛围，她发现尽管亚文化是受主流文化压制的边缘文化，但亚文化也有自己的价值传达。对舞者而言，跳舞不是一种单纯的文化活动，而是一种有特殊意蕴的意识形态，包括张扬个性、小团体文化、权力表达等，“在理解他们生活的既存社会的过程中，青年挪用政治做一种让他们的文化更有意义的方法。这样，不是青年文化政治化(the politicization of youth)的证据，而是政治的美学化(the aestheticization of politics)。”[5]换言之，青少年在舞蹈和音乐中的摇摆、律动、情动被诠释为与主流文化相抵抗、与体制相冲突，从而被赋予政治性。“相对于主流意义体系而言的意义体系，处于从属结构地位的群体发展出的表达模式或生活方式的模型，反映了他们试图解决来自更宽泛社会背景中的结构性矛盾。”[6] 20世纪90年代，随着青少年休闲方式的改变和消费主义浪潮的到来，流行音乐、街舞的研究偏向于视之为一种更为复杂的品位模式，而不是简单地归结为政治意识形态。雷德黑德认为亚文化在政治层面的对立看法需要修正，“此类概念无法抓住至少20世纪末期以来的青年文化和摇滚文化变化。”[7]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文化地理学家意识到青少年亚文化与流行音乐形式及它们出现的场所是值得认真研究和关注的。随着场景理论的兴起，青年亚文化研究开始经历“空间转向”。场景被理解为“一种特殊的城市文化背景和空间解码实践”[8]，认为研究流行音乐等青少年亚文化，应该给予场景更多的关注，并将其定义为对产业、机构、听众和基础构造进行正式和非正式的安排。后亚文化研究者班奈特对英国泰晤士河畔纽卡斯尔城的豪斯(house)音乐、高科技舞曲和丛林音乐的研究显示，这些另类音乐场景与高科技领域之间有着基础性的联系，它们都采用一种分散的、DIY的方式进行生产；独立音乐的个性特征与高科技企业的创新精神异曲同工。西雅图音乐场景的研究显示，以垃圾摇滚著称的流行音乐的诞生及其能够带动相关时尚产业与以下因素有关：流行音乐生产品牌满足需求的能力、拥有许多类似风格的优秀乐队、强烈的地域另类场景、与大学生之间的密切关联。乐迷和音乐家都是这个场景的组成部分，他们影响着青少年文化的消费和传播，这些特性与创新创意所需要的场景“异形同构”，或者说，以音乐为代表的青年文化场景与企业创新生态彼此滋养，相生相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