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青年群体的思想谱系

作 者:
廉思 

作者简介:
廉思,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博导,中国青少年研究会副会长,国家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专家委员。

原文出处:
人民论坛

内容提要:

社会结构各方面的深刻变化,带来青年内部的深刻变化,传统青年群体不断壮大,新兴青年群体不断涌现。从政治学思维出发可以将当代中国青年分为内生性群体、建制性群体、杠杆性群体、示范性群体和原子性群体五类,要高度重视不同青年群体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社会心态的波动变化及其对政治制度产生的潜在影响。


期刊代号:D421
分类名称:青少年导刊
复印期号:2021 年 0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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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D668 【文献标识码】A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青年工作。2017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青年发展规划。如果按照国家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界定的14-35周岁的年龄区间来看,中国目前大约有4.5亿青年。这个体量规模,人类历史上未有,世界范围内罕见。4.5亿中国青年正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转折点上,这是我们从未到达的决胜时刻。引领如此庞大的青年群体共同建设一个伟大国家,是前无古人的首创事业,必将深刻影响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因此,科学认识我国当前青年群体的时代特点和发展趋势,正确分析各青年群体相互之间的社会关系和思想变动,是做好新时代党的青年群众工作的重要基础,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依据。

       青年的面貌,是未来中国的样子。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我国社会成员构成发生了重大变化,原有的阶级、阶层发生了新的分化和组合,产生了一些新的阶层和利益群体,青年群体也发生了同样的变化。由于青年阶段人生观处于形成期,职业发展处于变动期,因此,青年群体的构成变化与其他社会成员的结构变迁不仅同步发生,而且更为剧烈和频繁。社会成员的结构归根结底是由一定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决定的,我国目前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和生产力发展所决定的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以及产业结构状况、所有制结构状况、分配结构状况、就业结构状况,是我国社会成员构成结构、当然也是青年结构变化的主要原因。具体而言,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是社会生产力发展所引起的所有制结构变化和新兴产业兴起所带来的产业结构调整,是青年结构变化的经济原因。二是城乡结构、职业结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结构的变化所引起的分配方式和分配政策的调整,是青年结构变化的社会原因。三是教育(高等教育的普及化)、科学(尤其是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制度(政治制度的民主、公开、透明)等现代文明的发展,是青年结构变化的政治原因。四是各种社会思潮的流入融合以及文化产品供给的丰富多元,是青年结构变化的文化原因。总之,社会结构各方面的深刻变化,带来青年内部的深刻变化:传统青年群体不断壮大,综合素质持续提高;新兴青年群体不断涌现,演变分化组合;还有越来越多的青年在网络平台和虚拟世界中快速成长,形成了不可忽视的强大力量。

       从政治学视角辨析不同青年群体的政治需求及其与政治制度关系的重要性

       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是社会群体的划分。社会由个人构成,每个人都有各自的特点,为了更好地认识社会,需要依据一定的标准将差异化的个体进行“求同”归类,做出类型化的区别后方能凸显某些特征并辨识不同诉求,进而把握彼此的联系和相互的关系,从而更深入地理解社会运行的规律。如何客观描述中国的阶层结构并准确划分群体类型,是社会科学的重要议题,以往对社会群体的划分,无论是采用单一标准还是多元标准,其核心思路都是把教育、职业、收入、户籍、住房等作为分类的重点,所描述的是不同教育、职业、收入、户籍或住房的社会群体所掌握资源的多寡。这种思路的潜在理论假设是,通过观测人们在日常行为中表现出来的状态,将一些先赋因素,如性别、年龄、民族、户籍或出生地,以及一些后致因素,如宗教信仰、教育水平、薪酬收入和职业类型等作为划分群体的依据。按照这一逻辑,那些显示度高的“身份标签”自然就成为分类的主要标准,这类似于医学上的“生理学”。我们通过观察人们在空间实践中的日常活动,把具有相同身份标签的个体整合起来,形成差异性符号并做出差异性标记,使社会世界呈现为一个根据群体符号边界、分化距离组织起来的空间体系,并据此区别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和行为模式,这就是社会学研究阶层结构的主要逻辑。

       如果我们变换一个视角,从社会学思维转换到政治学思维,就会有不一样的发现。政治学是制度问题导向的,类似于医学上的“病理学”,即研究得病状态下生命机体运行的机制,或者说是研究机体某些功能偏离常态的特征。政治学研究阶层结构是为了分析影响稳定的因素,预测政治制度的风险,解决非常态化的社会行为。这时,我们需要将注意力从人群中那些显性的身份标签转移到与政治制度相关的隐性关系,我们的目光不能仅停留在群体成员所拥有资源状况上,而是要关注这个群体是否影响了政治决策的过程、是否参与了政治权力的分配、是否有顺畅的政治表达渠道以及是否有可能发生维护自己既得利益或争取新资源的集体行动等。政治学思维要求我们从权力关系的动态变化中考察社会群体的诉求和意志是如何形成的,是如何在权力结构中被制造出来的,是如何影响制度运行并被决策影响的,这些都会涉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结构的基础性制度安排以及相应的次级制度安排同阶级阶层关系的内在联系。

       例如,在社会学视角下,网约车司机和外卖骑手会因职业差异而被视作不同群体,而在政治学视角下,这两个群体都属于平台用工,两者面临相同的政策困境和制度设计,则应被视为同一群体。再比如网络主播和民营剧团管理者,在社会学看来,两者因在不同领域而被视作不同群体,但在政治学看来,两者因为都具有文化属性以及一定的意识形态构建能力,则应被视为同一群体。可见,以社会学透视阶层结构,虽然符合人们的一般认知,也便于对日常行为进行观测和研究,但无形之中放大了群体间在社会结构方面的异质性,忽略了群体间在政治权力方面的同质性。而以政治学透视阶层结构,则可完善补充这方面的缺憾和不足,加深对社会群体与政治稳定关系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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