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21)01-0042-10 数字技术革命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它不仅改变了人类的生存方式和社会关系，也改变了人类认知世界的方式。现代人每天享受着数字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福利，却很少有人思考数字技术革命给人类社会带来的负面冲击。正如尼葛洛庞帝在《数字化生存》中所言：“每一种技术或科学的馈赠都有其黑暗面。数字化生存也不例外。”[1]如何破解数字化给人类生存带来的危机是当下需要深入思考的重要议题。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率先完成了数字化转型①，数字资本主义②的现代性危机也较早地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关注并引发了探讨。在数字化深入推进的背景下，以严谨、科学的方式对数字资本主义现代性进行深入的批判性分析是非常必要的，这不仅有助于揭示数字化时代资本主义的内在危机，也可以为当下中国的数字化转型提供启示。 如利奥塔所言，“资本主义是现代性的名称之一”[2]，所谓数字现代性主要意指数字资本主义的本质特性，正如有学者所指认的，现代性是“现代社会不同于传统社会的根本特质”[3]，数字现代性是数字资本主义现代社会不同于其他社会形态的根本特质。对数字现代性的批判，国内外学者已经从不同维度进行过探索。美国学者丹·希勒于1999年在《数字资本主义》一书中首次提出了“数字资本主义”概念，他认为“数字资本主义代表了一种‘更纯’、更为普遍的形式，它没有消除，反而会增加市场制度的不稳定性及种种弊端：不平等与以强凌弱”[4]275，“数字化时代只不过是让资本主义的矛盾完成了现代化而已”[5]。法国学者贝尔纳·斯蒂格勒认为，数字技术的发展“建构了人类纪的最新时期”，“数字化的第三持存”构成了现代社会的基础设施，数字化资本主义是完全可计算的，算法的东西具体化为逻辑的自动化，催生了虚无主义，这种“可计算的社会成了一个自动化、远程控制的社会”[6]。数字化技术推动工业社会进入无产阶级化的新阶段，网络的数字化转变造成的科技休克导致网络生存中的系统化愚昧，即“数字化自动装置已经成功绕过心灵的协商功能”，建构起系统性愚昧[7]。法国学者吉尔·德勒兹则从政治哲学的视角对数字资本主义现代性进行了深入分析，提出现代数字资本主义社会是一种控制社会，控制社会通过数字语言实现控制任务，“通过持续的控制和即时的信息传播来运作”，“面对即将出现在开放环境中的那些不间断的控制形式，可能最严酷的禁锢对我们来说仿佛是美妙而亲切的回忆”[8]191，即人们已经潜在地认同和接受这种控制。国内学者对数字资本主义批判也做了有启发意义的工作，蓝江从对数字资本主义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维度提出数字资本主义使个体的社会交往必须依赖于数字化的虚体，人的异化形式表现为数字异化[9]；邓伯军对数字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逻辑进行了批判，提出数字资本通过与数字技术、知识逻辑、文化逻辑合谋建构起了数字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数字资本主义制造了意识形态的异化现象，也为扬弃意识形态异化提供了契机[10]；欧阳英从唯物史观视域对数字资本主义进行考察，提出数字资本主义出现了“加速主义”的发展趋势，人们的日常生活在数字技术的加持下表现出加速化的特征[11]。 以上具有代表性的理论观点分别从传播政治经济学、技术哲学、政治哲学等不同维度对数字资本主义现代性进行了批判性分析，归纳而言，他们都发现和指出了资本主义利用数字技术加强对人的控制和改造，加剧了资本主义现代社会的全面异化。这些批判性研究立论的基础是潜在地肯定数字化而否定资本主义，并在此基础上宏观地诠释和批判数字资本主义危机的“新现象”，看到了现象表面的异化，但却缺少对数字现代性危机根源和出路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对现代性社会危机根源的分析需要深入到社会经济关系中，本文将回到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逻辑，从资本权力切人分析数字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脉络及其潜藏的危机，揭示数字现代性危机背后的深层动因，探寻扬弃数字现代性危机的出路，这有助于拓展数字资本主义批判的问题域和理论空间，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走向时代深处。 一、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方法论与数字现代性批判的接榫 现代性批判依赖于批判方法，马克思系统深刻的现代性批判理论有其独特的方法论。如阿列克斯·威廉姆斯与尼克·斯尔尼塞克在《加速主义宣言》中所强调的：马克思“不是一位抵抗现代性的思想家，而毋宁是一位试图分析并介入现代性的思想家”，“正是马克思使用了最先进的理论工具和他在那个时代所能获得的经验数据，全面理解并改变了他的世界”[12]。 马克思介入和分析现代性的方法论为我们提供了科学批判数字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有效方法，虽然今天我们无需完全使用马克思的符码和术语来面对数字资本主义现代性，但是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方法论却包含着对数字资本主义现代性进行深入批判的有效形式。马克思的历史遗产不应只是作为一种政治术语或学术符码而存在，只要资本还支配着现代世界，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方法就仍然对现代社会的分析具有重要价值。 马克思理论成熟时期的现代性批判主要是通过对资本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实现的，其方法论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这一方法将现实的个体看作社会现实的基础和出发点，把社会化的人视为历史发展的动力，通过深入揭示人类社会既关联又相互矛盾的深层经济社会关系，批判地理解人类社会的所有活动。具体而言，“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24]922，即马克思所言说的“资本”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关系[13]。 马克思通过对现代社会中资本建构的社会关系进行系统剖析建构起了现代性批判的宏大叙事。不同于对资本主义现代社会批判的意识形态批判范式，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主要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或者说资本所建构的经济权力关系的批判实现的。马克思提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每个个人以物的形式占有社会权力”[14]107，而“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14]49，即资本是一种社会关系，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经济权力关系。马克思通过剖析资本建构的经济权力关系揭示了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澄清了资本主义现代性危机的本质与根源，指明了彻底扬弃资本主义现代性危机的出路。因而，资本权力是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微观切入点，是马克思从经济关系层面系统批判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入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