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123；B08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7320(2021)02-0041-12 20世纪70年代以来，英语世界对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关注和讨论，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回应以罗尔斯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提出的分配正义问题。从文本来看，这场讨论主要聚焦于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和第3卷等著作中的相关论述。这表明，一方面，自由主义既是激发人们从马克思政治哲学出发探讨分配正义问题的理论对手，也是人们阐释马克思政治哲学的重要参照系；另一方面，不管争论各方对马克思的分配正义理论乃至政治哲学的性质和内容持怎样大相径庭的看法，3卷本《资本论》及其手稿都被公认为是马克思政治哲学的代表性文本。不过，加拿大学者威廉·罗伯茨在2017年出版的《马克思的“地狱篇”——〈资本论〉的政治理论》一书走向了看似截然相反的研究路径。罗伯茨主要依据《资本论》第1卷①而不是马克思的手稿，在19世纪的社会主义思想论争以及更为悠久的共和主义传统中理解马克思的政治理论，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阐明了与新共和主义相似的免于支配的自由观②。 所谓新共和主义，是指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西方学术界随着共和主义复兴的学术运动而产生的当代重要思潮。在规范性政治理论领域，新共和主义对自由主义这一西方主导意识形态展开了批判与挑战。新共和主义政治理论的代表人物菲利普·佩迪特提出了超越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第三种自由，即免于支配的自由③，并且在此基础上倡导具有共和主义特色的政治机制和制度保障。佩迪特认为，支配关系“起码意味着支配者可以专断地干预被支配者的选择，尤其是他可以进行干预，而无需考虑对方的利益或观点”[2](P28)。因此，免于支配关系的自由就意味着在摆脱支配者的专断干预的同时，允许支配者在尊重被支配者的利益或观点的前提下进行审慎的干涉。在佩迪特看来，这种自由可以在共和主义传统中得到说明，因为历史上的共和主义者所设想的秩序良好的共和国的法律和政府就是非支配的干涉者，它们不仅没有侵犯自由，而且创造了公民所享有的自由。新共和主义的自由观直接影响到罗伯茨对《资本论》中马克思的政治思想的解读。他明确指出，相比于以往“集体的自我实现(collective self-realization)”或“集体的自我控制(collective self-mastery)”的积极自由观，昆廷·斯金纳和菲利普·佩迪特等新共和主义者提出的免于支配的自由观更为切近马克思思想的范围和类型。一言以蔽之，“免于支配的自由是马克思的核心政治理念”[1](P7)。 罗伯茨对马克思自由观的新共和主义阐释很快在英语学术界引发了热烈争论。大卫·哈维等评论者既肯定了罗伯茨对《资本论》第1卷的论证方式和马克思自由观的创造性阐释，又批评罗伯茨过于强调《资本论》第1卷的整体性和但丁《神曲》“地狱篇”的影响以及误解了马克思《资本论》和共和主义传统。哈维指出，《资本论》第1卷对《神曲》象征手法的借用，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对马克思理论的理解，更不能脱离《资本论》其他两卷来解读第1卷；同时，罗伯茨对共和主义传统的强调，忽略了雅各宾主义所代表的共和主义传统之于马克思的影响[3]。还有人认为，罗伯茨对马克思的劳动概念和货币概念的解读没有实现理论与历史的统一，忽视了马克思劳动概念的多种涵义以及抽象劳动先于交换和货币的逻辑顺序；他也没有解决在货币和抽象劳动之外如何消除支配的问题[4]。我们认为，除此之外，罗伯茨对《资本论》自由观的新共和主义阐释还面临其他困境。罗伯茨的这一阐释以《资本论》第1卷各章节所揭示的支配形式以及马克思的道德批判为基础，不过，他对资本主义的市场、生产和政治等领域的支配形式的论述有不少背离马克思原意之处。 一、市场与非人身的支配 我们知道，《资本论》第1卷第1篇始于对商品的分析，结束于“商品流通”章。由于商品交换和商品流通实际上发生于市场领域，是市场领域的主要活动，因此，《资本论》的第1篇不可避免地包含了马克思对市场领域相关问题的看法。罗伯茨认为，对市场领域的道德批判由来已久，与市场相关的道德和政治问题可以概括为“商业社会的无序(the akrasia of commercial society)”[1](P56-57)问题，它为重新理解马克思的经济分析提供了新的道德和政治哲学的视角。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1篇中揭示了这一问题的实质，提出了“非人身的支配”概念，并且通过拜物教理论和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概念进一步论证了现代社会支配的新形式。 (一)市场无序与价值形式 对市场无序问题的探讨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柏拉图等古典政治理论家普遍认为，在市场中，手工业者和商人靠讨好顾客、制造或贩卖物品以取悦其他缺乏独立想法的人来谋生，他们往往缺乏自我控制和体面生活所必需的美德。因此，他们不仅是粗俗的人，而且由于依赖他人的欲望而陷入被奴役状态。这就是政治理论中的无自制力(akratic)问题。罗伯茨指出，政治思想史上对这一问题的反思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路径：一种是道德主义的，“无自制力被看作是缺乏满足自己的需求，在战争和政治中坚持自己，以及对自己负责的道德和(或)肉体能力”[1](P60)。它强调对个体灵魂条件的审视，并不期望改变政治，除非政治的改变能够导致个体灵魂及其周围世界的公正秩序。另一种是共和主义的，它坚持认为奴役是支配的结果，而不是它的原因和理由。共和主义更为关注的是移除专断权力所构成的美德的障碍，而不是积极推进这些美德。19世纪的社会主义者受到共和主义传统的影响，在货币迷思中发现了这一专断权力的现实根源。在他们看来，现存商业体系中充斥着权力和欺骗，人们对财富的追逐必然会产生奴役、腐败和无序，其根源就在于生产者受到货币这一不可控制、也不能控制的神秘力量的支配。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货币之谜的解答，既是对这一古老问题的回答和对同时代社会主义理论的回应，也是对共和主义自由观的继承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