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功能视角的广州都市边缘区乡村发展类型分化及其动力机制

      中图分类号：K9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690(2021)02-0232-11

      乡村发展是促进城乡融合、改善城乡不平衡发展的关键环节。在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城乡地域系统内生产要素的不均衡流动使得城乡差距不断拉大，带来乡村发展主体弱化、农地边际化、农村空心化、环境污损化和贫困化等一系列问题[1，2]。随着城镇化、信息化和工业化的持续推进，城乡之间经济社会发展要素的交互重组作用增强[3]，但乡村资源禀赋、内生动力和外部性环境的差异，致使乡村发展出现类型分化。大都市边缘地区是大都市经济增长和空间拓展的主要地域[4]，存在“自上而下”的郊区化和乡镇“自下而上”的城镇蔓延二元发展方式[5]。区域内城乡关系复杂、城乡冲突激烈、城乡发展混杂，深化对该类地域单元的乡村发展分化以及形成机制研究，有助于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振兴。西方乡村地理学长期致力于乡村发展理论的探讨和反思，历经乡村生产主义、农业多功能、乡村后生产主义、乡村多样化和全球乡村等理论探讨阶段[6-9]，侧重于理论建构[10，11]，及其乡村发展变化的影响因素[12-14]，并从社区管理与政策方面探索乡村治理与发展路径[15，16]。相较国际乡村发展研究，国内学界在任务带学科的模式下，结合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建设、精准扶贫、乡村振兴等重大战略实施，侧重实证研究。国内研究更多聚焦于省域和县域尺度[17，18]，通过构建乡村多功能和乡村性评价指标体系对乡村进行综合评价和类型划分[19，20]，采用聚类分析、局部空间自相关、神经网络模型等方法[21，22]，探讨乡村类型特征、影响因素、形成机制、时空演变等[23-25]。

      国内外研究视角和方法呈多样化趋势，但研究尺度偏向中宏观，有待加强微观尺度研究，对大都市边缘地区乡村发展类型分化研究不多。珠三角地区历经自下而上的乡村工业化、外向型经济驱动以及产业转型和创新驱动多个发展阶段，地域空间上既呈现典型的中心集聚性，也伴有分散性等地域结构特征[26]。特殊的发展模式使得该地区乡村经历城市外向扩张和乡村内向归属的双向冲击，产生急速转型发展和空间分化，呈现出马赛克的空间分布格局。新时期，珠三角地区的都市边缘区兼具乡村振兴和城乡发展融合的双重需求。基于此，本文以广州市作为研究对象，运用村域尺度数据构建乡村地域功能评价指标体系，探析乡村功能空间分化特征，识别乡村发展类型，从不同驱动力解析乡村发展分化的形成机制，以期为都市边缘城乡混杂地区的城乡融合发展科学路径摸索，提供一定理论的基础支撑。

      表1 广州市乡村地域功能测度指标体系

      Table l The index system of rural function measurement in Guangzhou

乡村功能	指标层	指标性质	计算方法
经济发展功能(0.15)	村域经济总量(x[，1])	正向	利用村域边界对中国1km×1km的GDP栅格数据进行提取
乡村人均收入(x[，2])	正向	来自调研数据
农业生产功能(0.25)	耕地面积占比(x[，3])	正向	耕地面积/总用地面积
园地面积占比(x[，4])	正向	园地面积/总用地面积
非农用地占比(x[，5])	负向	非农用地面积/总用地面积
生态保育功能(0.36)	生态服务总价值(x[，6])	正向	生态服务价值总和(通过谢高地[32]等人的方法计算)
地均生态服务价值(x[，7])	正向	生态服务总价值/总用地面积
社会保障功能(0.24)	乡村教育设施数量(x[，8])	正向	村域内幼儿园和中小学总数
乡村医疗设施数量(x[，9])	正向	村域内卫生站和卫生服务站总数
公共服务设施密度(x[，10])	正向	公共服务设施占地总面积/总用地面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