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TU9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363(2021)01-0052-08 城市生活节奏的加快让人们认识到时间资源的稀缺性与重要性,学者们对人们如何利用时间这一问题产生了兴趣,时间利用研究(time use research)应运而生。时间利用研究是基于时间利用调查(time use survey),对人类活动的全面记录与测度,既包括对人们在特定时间内(如一天、一周等)时间分配(time allocation)的量化统计,也包括对活动发生时间、序列、地点、同伴以及主观感受等活动本身的特征研究(Pentland W E,等,2002;United Nations Statistics Division,2005)。随着调查与研究的不断发展与深入,时间利用逐渐成为测度生活质量的指标与反映社会发展水平、城市运行效率的重要维度。 时间利用研究自工业革命时期起在国外得到发展,涉及丰富的研究领域;中国时间利用研究起步较晚,微观个体层面的时间一直是城市研究中被忽略的要素。时间利用研究率先在前苏联及英国、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得到发展,并成为经济学、社会学等领域研究居民生活方式与生活质量的重要途径,也是制定经济、社会政策的重要依据之一(Pentland W E,等,2002);地理学、城市规划与交通规划等关注空间研究的学科,认识到时间与空间的不可分割性,在时间地理学(time geography)与活动分析法(activity-based theory)等理论方法的发展下建立起的时空行为研究,关注微观个体日常活动的时空间特征、时间节奏及其与城市空间的互动关系,并将时空间行为研究与城市交通规划与管理、设施规划等规划实践结合起来(柴彦威,塔娜,2013)。中国时间利用开始于1980年代起王雅林(1989)、王琪延(2000)等社会学者与柴彦威等时间地理学者的调查研究(柴彦威,等,1999);国家统计局于2008年与2018年展开的第一次与第二次全国时间利用调查①,为中国时间利用研究发展提供了研究基础;但总体上,中国城市研究中对时间利用的重视不足,时间利用研究与城市规划等学科的关系受到质疑(Jara-Díaz S,Rosales-Salas J,2017)。 本文认为,时间利用研究与城市规划的关系在于:时间利用研究的目标,于个体和社会层面而言,是提升居民时间利用质量和增进居民幸福感,这需要城市提供人性化的生活服务与各类生活空间(工作、公共空间、服务设施等)良好的可达性作为支撑。于城市而言,是提升城市服务水平与运行效率,而城市的组织是对各类活动在空间与时间维度上双重分配与管理的结果,在空间固化与土地资源收紧的建设条件下,综合时间维度的城市规划与管理将成为提升空间利用效率的有效途径,这需要在充分理解人们活动时空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制定政策对活动时间进行调节。1980年代意大利、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创新发展的时间政策规划印证了时间利用与城市规划之间的紧密关系,通过工作时间弹性化、协调学校与儿童保育时间、夜间可达性提升、交通流“同步”或“去同步化”缓解交通拥堵等措施提升城市时间效率(Muckenberger U,2011);有学者认为公共服务设施开放时间的调整可能是在改善个体可达性与管理出行需求上比空间调整更为有效的策略(Neutens T,等,2011),为城市研究与规划带来了新的视角与思路。 本研究对时间利用研究进行系统性的回顾,希望能为中国时间利用研究的发展提供经验借鉴。首先,时间利用研究的发展可概括为4个阶段,当前阶段关注生活质量问题与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其次,时间利用研究具有多学科特征,时间地理学与活动分析法是时空行为研究中时间利用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基础,但亦离不开经济学、社会学领域中关于时间分配的理论与方法;再次,幸福感与健康、家庭分工与时空约束、出行时间规律与出行需求、ICT技术下的时间利用行为与影响是当前与未来时间利用研究的重要议题;最后,总结了当前时间利用研究的不足,结合中国城市发展语境对中国时间利用研究的发展方向进行了展望。
图1 时间利用研究发展阶段 Fig.l Development stages of time-use research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1 调查与研究发展 1.1 发展阶段 时间利用研究起源于工业革命初期对工人生活条件的研究(柴彦威,等,1999;王琪延,2000),随着时间的推进与城市的发展而不断改变着研究重点。基于已有对时间利用研究发展历程的梳理(柴彦威,等,1999;王琪延,2000;Pentland W E,等,2002),本研究以关键性研究为节点,将发展历程划分为4个阶段(图1)。第一阶段:1920年代前,时间利用研究萌芽期。在工业化背景下,一些社会学者、经济学者对工人如何安排工作与休息时间产生了兴趣,通过“三八”工作日制概括工人阶级的生活状态(柴彦威,等,1999)第二阶段:1920年代至1960年代,时间利用研究起步期时间利用调查与研究在前苏联、英国和美国等地区得到发展,关注特定群体(如工人、家庭主妇)的时间分配,不同地区研究内容有所侧重:前苏联经济学家Strumilin对工人的调查是最早的系统性的时间利用调查研究(Pentland W E,等,2002),被应用于政府社会经济规划之中(柴彦威,等,1999;Pentland W E,等,2002),为时间利用调查及其在政策规划中的应用打下了基础;美国的研究重点集中在家庭时间分配上;同时,休闲行为在时间利用研究中受到重视并得到发展(Pentland W E,等,2002)。第三阶段:1960年代至2000年,时间利用研究处于快速发展期,以Szalai的跨国时间利用调查为里程碑(Szalai,等,1972),掀起了世界范围内的时间利用调查与研究热潮(Pentland W E,等,2002),确立了时间利用调查的标准方法(柴彦威,等,1999);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强调女性照顾儿童等无酬劳动时间的统计与价值估计问题,进一步激发了各国对时间利用调查的兴趣(United Nations Statistics Division,2005);这一时期,H
gerstrand(1970)提出了时间地理学,Chapin(1974)研究了不同人群时间分配与活动模式特征,为地理学、城市规划领域展开时间利用研究提供了基础。第四阶段:2000年后至今,时间利用研究处于成熟与拓展期。许多研究主题仍在延续,但更侧重于政策导向性问题的研究,关注居民生活质量问题与现代化的生活方式特征,如工作休闲平衡、儿童照料、ICT技术的社会影响、久坐行为和生态可持续的生活方式等方面(Jara-Díaz S,Rosales-Salas J,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