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居民健康生活方式研究的时空行为视角

作者简介:
陶印华(1995- ),男,上海嘉定人,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时空行为与健康地理,E-mail:amo784851328@163.com,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柴彦威,通讯作者(1964- ),男,甘肃会宁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时间地理学、社会地理学、城市与区域规划,E-mail:chyw@pku.edu.cn,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杨婕,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北京 100871

原文出处:
人文地理

内容提要:

在宜居城市和健康城市的建设背景下,健康生活方式成为政府和公众共同追求的重要目标。已有的环境—行为—健康关系的研究主要从静态时空间的视角出发,探讨邻里环境要素与居民健康水平的相关关系,并分析健康相关行为或活动特征的中介作用。本文立足于个体导向和强调制约与企划的时间地理学、基于活动—移动模式的活动分析法、以及移动性转向下情境单元的选择问题,以个体整日活动—移动模式作为生活方式的外在行为体现,从时间、空间、个体行为和群体行为的角度,构建了基于移动性的城市环境暴露—日常活动移动模式—个体健康效应三者关系的综合分析框架,以期促进城市环境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期刊代号:K9
分类名称:地理
复印期号:2021 年 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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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C91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398(2021)01-0022-08

      1 引言

      健康的身体和心理是人类追求美好生活的必要前提。伴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和城市物质与社会空间的快速变迁,生活方式已经成为除基因和环境外影响个体健康的第三大关键因素[1]。一方面,长距离通勤、服务设施配套落后等因素导致居住空间和工作、休闲以及其他活动空间的分离,居民受到时间安排紧凑和空间机会匮乏的严格制约,引发了邻里关系疏远、健康状况堪忧和生活质量降低等一系列社会问题[2];另一方面,城市内部已经出现明显的社会空间分异。弱势群体往往暴露在高污染、低可达性的环境下,身心健康受到严重威胁。如何规划改造城市物质和社会空间,引导城市居民形成健康生活方式,促进公众健康水平的社会和空间平等成为城市规划和管理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探究城市环境与个体健康的关系是健康地理学的重要议题。目前研究多假设邻里单元是居民日常暴露的唯一地理情境[3],探讨社区周边空气污染、噪音污染、废弃物用地等环境风险因素的负面健康效应[4-6]。近年来,也有研究开始关注到紧凑城市空间、绿地和公共空间等健康促进要素的积极影响[7-9]。但是,这种以空间为核心的分析方法存在明显的方法论问题。在日常尺度上,个体经历着多样化的城市空间,既包括他们的居住空间,也包括所有活动—移动行为所涉及的空间范围。也就是说,个体的移动性和环境要素的时空变化共同塑造了动态复杂的地理情境,从而导致相应的健康后果[10]。因此,有必要从基于邻里的视角转向基于移动性的视角,探讨时空动态的城市环境暴露与个体健康之间的关系。

      时空行为是城市环境对个体健康产生作用的关键媒介,其中活动—移动模式是城市居民日常生活方式的重要行为测度。现有研究已经发现绿地和开敞空间的缺乏、健康餐饮设施的可达性陷阱、以及蔓延式的城市扩张会引起体力活动减少、久坐、不健康饮食、抽烟酗酒、睡眠缺乏等健康相关行为,进而导致个体健康状况的恶化[11-13]。然而,这种基于惯常行为习惯或活动片段的分析割裂了个体行为选择的倾向性特征,忽视了时空资源的有限性和活动间的序列关系,以及活动特定的地理和社会情境。时间地理学强调个体是不可分割的单元,时空行为是客观制约和主观选择下共同作用的结果[14];活动分析法将个体整日活动—移动模式作为生活方式的外在体现,研究其与城市空间之间的互动[15]。从时空行为视角出发,研究城市居民健康生活方式的构建思路,将为健康人居环境和生活环境的创造提供新的视角和方法。

      本文借鉴时间地理学和活动分析法的相关理论和方法,从空间、时间、个体行为和群体行为的角度,构建基于时空行为的健康生活方式研究框架,旨在厘清基于日常移动性的城市环境暴露—活动移动模式—个体健康后果三者间的复杂关系,理解人与环境的行为交互过程,促进城市环境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2 邻里效应视角下健康相关行为的研究进展

      生活方式是人类的基本存在模式和理解社会功能的方式,体现为对社会经济条件和物质环境的惯常化行为反馈,以及个人和社会群体内隐化的偏好、态度和价值观[16]。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城市(urbanism),产生于后工业革命背景下对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的批判和反思,典型表现为无序竞争、专业化、匿名沟通和浅薄的身份认同等[17]。伴随着当前快速的城市空间重构和城市社会杂化过程,城市生活方式也日益呈现出多样性、日常化、以及与实体空间高度交互的特征,生活方式由此被视为一种稳定可见的日常行为模式,与城市物质与社会环境相互依存,并同个体社会经济属性和居住状况密切相关[18]。Hgerstrand和Pred进一步将日常生活方式总结为个体偏好和自由选择的结果,并根植于每日家庭和工作相关的例行活动之中[14,19]。

      20世纪后半叶以来,个体健康和幸福感作为提升生活质量的重要方面,逐渐成为衡量日常生活方式的关键结果指标。健康生活方式指一系列有利于增强身体素质、缓解压力或令人感到满意的行为表现,其往往建构于经验、知识结构和社会规范的基础之上[20]。在实证方面,当前研究多将健康生活方式简化理解为单一或复合的健康相关行为(health-related behaviors)。通过对单一行为习惯的健康效应分析,发现吸烟和过度饮酒、不适当的体力活动或不平衡的膳食结构会提高罹患肥胖症、糖尿病、以及全因死亡率的风险[12,21]。然而,健康人类2010计划(healthy people 2010)指出,对单一领域健康行为的过分解读,忽视了日常生活方式所具备的整体功能性意义[22]。也就是说,多种健康生活方式要素间一方面可能存在协同的健康效应,另一方面也可能存在个体内部的矛盾和冲突,Pronk等发现仅有16.5%的抽样人群完全符合或完全不符合每一项健康行为准则,更为常见的情况是不一致的健康行为模式,如积极锻炼的肥胖者、坚持地中海式饮食的酗酒者等[23]。仅就单一健康行为的研究或干预不仅会造成对健康后果的错误估计,而且对培养涉及广泛领域的健康生活方式收效甚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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