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过去人地关系演变机制的“支点”概念模型

作者简介:
董广辉(1977- ),男,黑龙江伊春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环境考古与环境变化研究,E-mail:ghdong@lzu.edu.cn,兰州大学资源环境学院西部环境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兰州 730000;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地球科学卓越创新中心。北京 100101;仇梦晗,兰州大学资源环境学院西部环境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兰州 730000;李若,兰州大学资源环境学院西部环境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兰州 730000;陈发虎,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地球科学卓越创新中心,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高寒生态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101

原文出处:
地理学报

内容提要:

人地关系演变的历史、规律和机制是地理学研究的重要科学问题。在人类社会演化的不同阶段,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模式存在显著差异,揭示人地关系在时间维度上的演变轨迹和机制可为有效衔接古今人地关系研究提供重要依据。基于对过去人地关系研究案例的分析和总结,我们提出“支点”概念模型尝试解释人地关系演变的规律和机制。当特定区域人口数量增长到一定程度时,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系统达到平衡状态,随后的气候环境变化和人类活动变化都有可能打破其平衡状态。人类社会系统在面对生存环境变化压力时可能出现两种不同方式的响应:①通过人口数量的调节适应生存环境变化而达到新的平衡,其特点是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模式(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态系统平衡“支点”位置)不变;②通过人类社会组织结构或技术革新方式使社会适应生存环境变化的“韧性”增强,体现为人与环境相互作用模式发生改变。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韧性呈增强趋势,人地关系演变的主导因素也整体呈现由自然因素向人为因素的偏移。最后,以河南、山西和陕西三省仰韶文化时期(约公元前5000-公元前3000年)至周代(公元前1046-公元前256年)的人地关系研究为例,运用“支点”概念模型分析了其演变机制。


期刊代号:K9
分类名称:地理
复印期号:2021 年 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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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引言

      人类及其社会的存在和演化离不开所生存的环境,人类的演化历史也是时间维度上人地关系演变的历史。在此过程中人类与生存环境的关系是在变化的,不同阶段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模式有明显的差异[1]。在旧石器时代(距今约300万—1万年前),重大气候事件及其引发的人类生存环境变化被认为在人类起源、直立人扩散和现代智人迁徙等人类演化的重大事件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2-4],狩猎采集人群在旧石器时代晚期通过拓展食谱等方式显著增强了对环境的适应能力[5-6],生存空间拓展至高纬度和高海拔地区[7-8]。尽管旧石器晚期人类的狩猎行为被认为是导致一些野生动物灭绝的重要原因[9-10],狩猎采集人群的活动对自然生态系统影响的范围和强度是很有限的,而自然生态系统对旧石器时代人类活动的制约作用是很显著的。

      新石器时代(距今约10000-4000年前),气候环境变化对人类活动和文化演化的影响仍然显著,暖湿的气候被认为是促进新石器文化和人类活动繁盛的关键因素[11-13],而美索不达米亚和哈拉帕等古文明的衰退则被认为是由重大气候恶化事件导致的[14-15]。新石器时代农牧业的发展与传播促使人类适应生存环境的能力较旧石器时代显著增强[16-17],人类活动对环境影响的强度也随着人类定居强度的上升而增加,对区域尺度的火灾频率、植被演替和地貌造成影响[18-20]。青铜时代(距今约4000-2200年前)是早期跨大陆文化交流强化的时期[21-22],人类应对气候环境变化的能力显著提升,在北半球总体呈现降温趋势的背景下,将生存空间向高纬度和高海拔地区拓展[1,23],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强度和范围进一步增加[24-25]。秦汉时期(公元前221年-公元220年)及以后,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和世界不同地区帝国的兴起,尽管气候环境变化仍然被认为是人类文明演化的重要影响因素[26-28],文化交流和地缘政治等社会因素对人类文明演化的影响越来越明显[29-30],而人类活动则逐渐成为改变其赖以生存的陆地表层系统的重要驱动因素,尤其在工业革命之后[31-33]。

      针对过去人地关系演变的机制问题,学术界有不同的观点。有学者强调气候环境变化在人类文明演化进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34-36],也有学者认为社会因素(如社会组织、技术革新和文化交流)等是推动人类文明演进的首要因素[37-38],还有学者认为人类活动是导致区域古文明衰退的关键原因[39]。导致上述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讨论的时空尺度的差异,在人类文明演化的不同阶段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特征是不一样的,而不同空间尺度影响古代社会演化的主导因素同样存在差异[40]。因此,如何将不同研究时段的工作结合在一起,探讨过去人地关系演变的总体规律和机制,是亟待开展的研究工作。

      2 解释过去人地关系演变机制的“支点”概念模型

      在解释和刻画史前时代和历史时期人地关系演变的规律和机制方面,一些学者提出了模型加以阐释,对认识人类社会演化不同阶段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模式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不同阶段社会复杂化程度的差异导致人与环境相互作用模式不同,研究资料丰富度也存在显著差异(如:历史时期文献记录信息丰富),因此人地关系模型的指标体系和特征有明显区别。比如,在旧石器时代,自然生态系统的净初级生产力和生物多样性的上升对全球狩猎采集人群的人口密度增加起到了促进作用,而病原体则起到负面效应[41]。在新石器—青铜时代,重大自然灾害事件(如特大干旱)会导致农业生产系统受到破坏,进而导致古文明衰退,而温度和降水下降的幅度、突然性和持续时间等因素与其对人类社会系统影响的程度紧密相关[42-44]。在历史时期,人类社会在面对气候变化时仍表现出“冷抑暖扬”的响应特征,然而气候优越时期社会人口的增长也给资源环境造成了更大的压力,因而增加了在面对重大气候恶化事件时人地关系失衡的风险,往往出现地区性甚至更大范围的社会危机[45-47]。在气候变化影响社会演化的机理研究方面也有更为细致的阐述,如:公元1560-1660年欧洲的寒冷气候和人口规模增长导致粮食减产和供求失衡,造成饥荒和经济危机,进而诱发社会动乱和战争等社会危机[48];在中国,公元16世纪末-17世纪初的气候转冷和干旱事件触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包括粮食减产、北方军垦体系崩溃导致的明政府财政危机加重,农民起义与灾民增加导致的起义军队伍扩大和明政府军供给能力减弱等,成为明朝覆灭的导火索[49]。一些学者以粮食安全为纽带,构建了历史时期气候(自然系统)变化对社会系统影响的传导过程与概念模式[46,50]。这些工作对解释过去人地关系演变的机制提供了重要的启示,但研究时段多限于人类社会演进的特定阶段,缺乏贯通人类社会演化不同阶段人地关系演变模型的研究。

      

      图1 解释过去人地关系变化的“支点”概念模型

      Fig.1 The mechanism of past human-land co-evolution as indicated by the "Fulcrum" Cognitive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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