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TU-8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60(2021)01-0055-11 当代中国城市与建筑空间的话语体系中，“媒介性”(mediality)这一概念通常隐没在建筑学主体的讨论背后，与实用功能、形式审美与建构逻辑等问题相比，甚少成为讨论的中心。部分原因在于技术理性视野下对于建筑本体的固有认知，即建筑是满足实用功能的人造物。如果从艺术形式的语境考虑，将建筑视为一种传播信息的载体，那么它的文化与社会功能似乎便能得到更为清晰的阐发。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对权力与空间的诠释认为，建筑是社会机制的结构性投射[1]；更进一步地说，我们身处的生活世界中的各个部分，无论是文化模式、艺术思潮抑或权力结构，无一不反映在建筑发展过程中，并被建筑实体所物化、积淀与凝缩[2]。因此，建筑远远超越了技术现实的实用性领域，还承载着形而上的立场、价值与认同，并构成了互动、传播与再生的媒介[3]。由此，建筑的“媒介性”得到定义，即建筑师借由在建筑中倾注有关生活世界的设计思考与社会意图，使空间相应成为物化呈现的方式，使用者则通过建筑感知建筑师的设计意图及其隐含的生活世界的文化、艺术与社会含义[4]。 这种建筑师与使用者通过建筑达成的信息互动关系，是理解建筑的“媒介性”的核心。该特征虽与建筑学的基本问题密切相关，却常常被排除在学科主体讨论之外。这是因为，建筑的“媒介性”一方面植根于设计行为的原始动机中，另一方面又暴露在公共传播范畴的话语解读之下。于是，建筑的“媒介性”讨论长期存在于建筑学与传播学两者的夹缝中，也因此成为新的话语飞地，呈现为建筑艺术投射生活世界的一种特定姿态。建筑的媒介性强调以建筑本体作为传播渠道，并与公共领域直接交互。劳伦·斯塔德(Laurent Stalder)曾经指出，当下探讨建筑的视角要转向建筑的表现[5]69-77，应从文本分析和既定历史出发的“话语导向”转变为以“媒介”为导向的视角①。在跨学科的建构中，展览作为图像、文字与视频等多种媒介的结合体，是讨论建筑“媒介性”的重要切入点。 若将视野投入现代主义发轫以来的展览演变历程，那么建筑展览似乎始终围绕着“建筑中的展览”与“展览中的建筑”两个基本问题展开。就前者而言，建筑空间容纳展览并协调、烘托展览主题；就后者而言，展览通过建筑本体的营造介入城市尺度，促发城市空间生产。这些问题均和媒介的讨论息息相关，而建筑师、建筑物与使用者的关系则相应让渡为策展人、展品与观者的结构网络。不仅如此，在数字技术冲击实体空间的当代语境中，在地体验与虚拟观看两种基本媒介方式的取舍也成为建筑展览必须应对的问题与挑战；与此同时，在地体验对于公共空间的创生仍然具有探索性的意义[6]。 一、相关理论与文献综述 2015年，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ETH)以“建筑/机器”(Architecture/Machine)为题召开研讨会，提出建筑发展史是媒体传播的理论问题，强调并展示了一种以建筑为媒介的、具有包容性的设计模式[7]。例如，研究者提出“媒体传播中的建筑不应只作为展览的图片，而应作为事物出现过程的记录”；强调“建筑作品在话语传播过程中的影响”[5]66；辨析当代建筑思维在媒体、技术和技术合作方面的局限性；等等。结合基德勒(Friedrich Kittler)有关“媒体决定我们的处境”的说法，建筑师应再思学科与公共创生、媒体传播的互动关系，并梳理建筑与媒介的关联网络、历史溯源与未来方向。 针对媒介与实体空间的跨学科嫁接，麦夸尔(Scott McQuire)曾着眼于“地理媒介”(geomedia)讨论网络化城市(networked city)②中未来公共空间的形态，用以阐述当下新兴媒介发展的背景下城市传播的多元取向与“媒介—城市”关系的巨大变革[8]。当媒介与地理空间融为一体时，虚拟媒介空间将与广场、街道、建筑等实体地理空间合而为一[9]，这对于在新技术条件下重新思考当下城市的不同媒介空间化过程具有重要意义。然而，麦夸尔定义的地理媒介着重于新技术媒介与城市空间的探讨，却忽略了大型展览(mega biennale)等传统媒介在空间生产过程中对城市发展的影响。即使当代城市的“许多场合实践正从时间与空间的双重维度被重新开放”[8]，建筑空间本身所定义与追求的媒介性依然存在于实体空间的营造中。基于麦夸尔的讨论，达沃·科朗杰罗(Dave Colangelo)通过两个案例阐明城市建筑在当下应与信息策展、传媒设施相结合，链接城市与公民，进而讨论建筑本体所具有的媒介性[10]。也有研究者在将建筑作为媒介事件讨论时往往关注空间对于观众潜意识的影响。例如利贝罗·安德烈奥蒂(Libero Andreotti)曾以西罗尼(Mario Sironi)为例[11]，阐述其基于瓦格纳整体艺术的指导思想在20世纪30年代通过宣传建筑意志达到政治宣传的目的③，论证其实践改变了新闻界固有的经验观念。应当指出的是，信息媒介与城市社会空间在建筑中的耦合并不是一个全新的概念，而是建筑与传播之间应被重新开启的讨论方式。 从地理媒介创生的角度重新思考未来城市空间的介入模式，不仅需要重视建筑本体媒介性的激发，同时应强调媒介与建筑的耦合关系④。情境主义的代表人物康斯坦特(Constant Nieuwenhuys)认为，“建筑会直接影响居住在建筑之中的人的存在，并且这种影响远远超乎一般的想象”[12]7，并进一步提出“总体都市主义”(unitary urbanism)概念[12]8。当代语境下，双年展等大型展览成为促进中国城市发展与更新的一项工具手段，基于此，郑时龄院士等亦提出“重新走向城市总体艺术”的策略[13]。因此，对于建筑艺术的媒介属性的理解与应用不应限于麦夸尔提出的地理媒介方法，即将信息屏幕等基础设施与建筑空间相关联，而应重视当下公共空间中建筑本体的媒介属性，关注媒介积累效应下建筑空间的批判性阐发，并将其作为公共空间生产的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