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学艺术中的“极简主义”审美取向

作 者:

作者简介:
张国庆,胡丹蕾,云南大学 文学院,云南 昆明 650091 张国庆(1950- ),男,云南昆明人,云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文艺美学研究。 胡丹蕾(1996- ),女,甘肃秦安人,云南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生,主攻文艺美学。

原文出处:
河北学刊

内容提要:

近年来,随着极简美学走入大众视野,简洁自然的审美理念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极简主义思潮因此而大行其道。其实,这种极简美学风格早在宋代文学艺术中即已得到一定展现,在“三教”合流、由外转内、理学本体思辨等因素的影响下,宋代文艺的审美取向发生了较大转变,平实晓畅、文从字顺、简朴平易成为人们的创作观念,在诗文、绘画、书法、工艺等领域出现了一种“简古高远”的艺术清流,尤其是在宋瓷简洁实用的器型、素净优雅的设色、自然内敛的装饰中,表现出了一种典型的“极简主义”风范。中国宋瓷的审美取向与现代西方盛行的极简主义思潮不谋而合,为此,探讨宋代文艺的审美取向,剖析宋瓷艺术中的极简主义风格,无疑具有重要的美学史价值和社会意义。


期刊代号:J7
分类名称:造型艺术
复印期号:2021 年 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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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I2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21)02-0112-07

       “极简主义”概念的出现,为时不长。但是,“简约”作为一种文艺审美取向却由来已久,中国哲学中的“大道至简”和美学范畴中的“简约”“简练”“洗炼”等概念,就包含着“极简”的艺术元素。极简主义追求形象的明晰质朴,不作多余的点缀,倾向于形式表达的简约凝练,从而形成一种整体中的统一和平衡。当下,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文化生活的日益进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心灵健康和精神上的舒适感,抛弃繁复、回归自然成为人们追求的主题,即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中找寻简单而富有韵味的生活。在这一风潮影响下,现代西方极简主义思潮走进国人视野,其理念恰好可填补现代人的心灵缺失。其实,这种极简美学早在宋代文学艺术中即已得到展现,与极简主义思潮在纵向时空中发生联系,其美学内涵在宋代陶艺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为此,探讨宋代文学艺术的审美取向,对简约的宋瓷进行审美透视,剖析宋代文学艺术中的极简主义风格,无疑具有重要的审美价值和社会意义。

       一、宋代文学艺术的“简约”背景与审美取向的形成

       在中国历史上,唐代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呈现欣欣向荣的景象,文学艺术由此而形成热烈、壮美的审美取向。宋代在政治形势和思想文化上与唐代大不相同,宋太祖自立国之初便实行崇文抑武的政策,文人治国、宦学一体的政治模式使宋代的社会风气普遍内敛含蓄。“取士不问家室”的平民化风气致使社会矛盾得到缓和,人们开始从唐代横刀跃马的斗士气魄转为深沉理智的自我思考,艺术审美也随之内敛简朴化。宋代军事力量不强,在对外战争中常处于弱势,但崇文抑武的政策却对社会安定发挥了积极作用。国家内部平稳中形成的宋代经济结构和文化氛围在文化艺术领域的反映,则是对简朴风格的推崇,并使之成为这一时代的一种审美取向。

       (一)庄禅的心灵哲学

       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思想在宋代处于大发展和嬗变时期。同时,曾被打压的佛教在晚唐重新兴盛起来。庄子的“道”与老子不同,其意不在探究宇宙本体、精神物质的自然更替,庄子所讲“道”“天”“无为”等都是为了追求一种完美的人格。后世常以庄禅并列,但细究起来,二者还是有所不同。从根本气质上看,庄子哲学与儒家“人与天地参”的精神较为接近,或者说,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其实是对儒家的补充,这种心灵哲学恰是儒家所没有充分发展的人格本体论[1](P174)。但庄禅也有很多相似处,特别是在文艺审美领域,常常浑然一体。

       禅宗主动融合儒、道两家的思想,努力适应中国本土的传统理念,成为具有鲜明特色的中国禅宗。因此,宋代士大夫对禅学的接受度很高,禅学在宋代十分流行。尽管儒学在宋代是官方思想,理学家也以纯儒自命,但新儒学的性命义理之学本质上是在释、老的基础上建构的,朱熹曾说过“理会得个昭昭灵灵底禅”。禅宗同样注重内心修养而不求外部事功,“悟”是禅哲学的核心。禅宗讲求的“悟”不是理智的认识,而是一种无法道明、不可言清的领悟与感受;不是间接的内心思辨和推理认识,而是个体心灵直接作用的直觉体验[2]。“悟”进一步来说就是“顿悟”,它是直觉感受体悟性的,是时间的刹那片刻与宇宙、人生永恒之间的关系问题,是在某种特定的条件下,人觉得在一瞬间超越了时空、因果,不知己身在何处,因何而在。物我两忘,与对象世界完全合为一体,“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禅宗所说的第三境界“万古长空,一朝风月”,就是在瞬间获得永恒,从事事物物的束缚中解脱出来[1](P191)。禅宗向内求索的心灵体验,在宋代影响颇深。严羽提出的“妙悟”,即出自禅宗的“顿悟”。以禅喻诗,以禅入诗,尽管不是严羽的首创,但他与前人的着眼点不同,“以悟论诗”确是他明确提出来的。严羽主张诗歌创作和参禅一样,使心灵达到澄澈、“无所住心”的境界,在一定的积累之后,随着某种机缘,一点即破。庄禅心灵哲学对宋代的审美意识产生了深刻影响,对宋代审美取向的形成发挥了直接或间接的作用。

       (二)儒学之转变

       理学贯串宋代300多年,对宋代思想文化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其余韵甚至延续到现代。可以说,理学是宋代审美与现代极简主义思潮不谋而合的决定性因素,渗透在宋代文学艺术的方方面面。然而,理学是在儒学出现危机的情形下兴起的。魏晋玄学和隋唐佛学盛行之后,尽管儒学在官方的主导地位尚未受到影响,但在意识形态领域渐渐失去了统治地位。儒学没有释、道二教那种细致严密的思辨体系,儒学要巩固其思想地位,在佛、道哲学已经蔚为大观的情况下,最重要的是要自我批判和重构。

       理学在构建思辨体系的同时也将伦理学吸收了进来,迈向了伦理本体学,将孔孟儒学的感性物质“天”变为寂然绝对的“理”。“理”是精神性的本体概念,“事事物物皆有个极,是道理之极至,蒋元进曰,如君之仁,臣之敬,便是极。曰,此是一事一物之极,总天地万物之理,便是太极。太极本无此名,只是个表德”[3](P2375)。“理”是个体必须遵循和执行的“绝对命令”,对个体来说是先验的必然要求和规范;这种超感性、超经验的先验理性的绝对命令,人是不可以违反的。与孔子偏重“外王”不同,理学将“内圣”作为主宰,它强调人应该在实践中实现普遍规律的“理”,而不是在思辨之中。所以,人必然要有高度的自觉性,具有自我意识,要主动自发地去执行“绝对命令”,而不靠外在的神意指令来督促。理学将“知”置于“行”的前面,“格物”“致知”“穷理”是为了达到“自律”的认识论,从而进入“自明诚”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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